中国外交转型需建立在内政稳定的基础之上
中国须考虑:更好参加国际社会
胡伟星:怎么能够减少对国际社会认知上的这种落差,以及弥补我们期望值上的这种落差。
邱震海:好,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北京请出王逸舟教授,刚才伟星提出的坦率的讲,这个在西方有这种对中国的限制,而这个东西相当程度上不但是外交硬的东西,而且是属于价值观、理念、体制上软的东西。
王逸舟:我们通常这么判断,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快,大大的快于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的这种改革的过程。这个不平衡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方说地区的差距、官员的腐败、政治的不透明,信息传递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障碍,以及民众,民对官的很多批评,这种落差,这种不平衡,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充分。现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多的给人感觉是一个经济上的强者,或者是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胃口非常贪婪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怪兽,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挖矿的能力,我们在世界上占据市场这样一个冲劲,都反映出中国这个巨人一日千里的步伐,反映出国内这种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强大的推力。
在国际上很多时候,中国在政治领域中间,我觉得没有任何公信力,或者说起码可以说到我们提不出让别人有信服的一些倡议,制定一些公约,包括在国际法律层面,国际文化层面,道德高地,公共产品,包括对周边地区提出一些有制约的,比方说一些平台,或者是有向心力的一些抓手,这些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叫软实力,或者是非常准确的映照出中国国内现代化的不足,它表现为国际上就是这方面给人感觉总是一个不仅是畏手畏脚,而且是经常是一个受到批评。就像刚才伟星兄说的那样,就是不是一个国际社会一个舞台,它整个感觉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而在政治上往往是短板是跛足,是拿不出更好的方案。这一点也是我说为什么创造性进入,其实一方面就是要中国更多的提供公共产品,更多的去下先手棋,更好的捍卫我们的利益,包括周边地区的利益。但是同时要想清楚,创造性介入它一定要求有智慧、有政治的这种,怎么说你的现代化围棋,判断很多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判断气侯变化,判断军扩,判断全球人权、环保、生态这些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按一种传统意义上教条的那种方式,甚至极左的方式去抗衡呢,还是说你适应当代的这种进步特点,适应多数国家的需求。
邱震海:伟星兄作为香港大学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转折点对中国艰难的程度,我们说出容易、做出很难,但一涉及到国内问题难度就来了。
胡伟星:对,我也同意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问题,我同意逸舟兄提的要创造性介入,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现在的外交在国际上被看得比较死板,而且在国际形象上没有亲和力,在自己的一些主张和自己的体制没有感召力,这也是我们的弱点。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创造性的思考,去自然突破。实际上我们前些年国内的学者和外交部还有领导人有一些新的思维,比如说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等等很多这些新的概念,在国际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讲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特点,怎么用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国际关系,但是这里面带来一个悖论,就是说我们提了这些东西,提了和平发展,提了睦邻友好政策,想把这些思想和理念,贯穿到我们的外交和周边关系上。可是现在带来的局面就是我们提的这些东西,我们被自己的话语给框住了,时候我们提了人家接受,这些东西你讲人家也不会反对,对人家也是很舒服的一个东西他能接受。
但是在牵涉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很多周边国家还是寸土不让的,我们又得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但失去了里子。所以如何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新的思维。
邱震海: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中国在外交上现在存在很多悖论,这个悖论一方面是中国外交本身的悖论,与邻为善搞了十年,坦率的讲我们周围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但是这种悖论与其说是外交本身的悖论,还不如说是外交作为一种表象,它的国内问题而存在的悖论。
邱震海:坦率的讲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跟中国的外部问题是可以分开的,是可以割裂的。但我们的内部我们着眼于处理某些问题,或者是暂时拖延某些问题的同时,我们比较满足于我们外部的迅速的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国周边局势日益恶化,随着美国以及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联手起来软遏制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内部的处理问题也好拖延问题也好,其实对我们的外部崛起的进程,相当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制约,所以现在是我们到了一个时候了,把我们的内部问题和我们的外部问题放到一起来进行整合,通盘进行梳理思考的时候。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和香港同时请出二位学者,二位好,刚才二位谈到了中国内部问题,中国外交上一个悖论我们大家都承认,而且这个悖论不但在外交表层,也深刻的体现在中国内部问题对于外交问题的一个制约。那么谈到内部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字是难,我们大家都知道难在何处,我们大家都知道难这个背后的无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难和无奈的同时,我们要走出一条建设性道路,要不然不但我们内部问题成疾,就是我们的外部崛起也会受到制约。在这个问题上逸舟兄,您首先提出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出色,一定是与国内体制的再造为前提的,在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王逸舟:我想用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下,首先我说一个现在大家关注的南海问题,什么叫创造性介入呢?在我看来南海一定要硬的更硬,软得更软,硬的更硬是指什么呢?我们不能光是抗议,光是国民在媒体上这样一个抱怨,我觉得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渔政船、我们的渔监船,包括我们的各种手段,各种遏制手段一定要过去,这也是中国巨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要迈出的一步,现在显然我们各方面的遏制条件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海军我们海政部门我们的渔政部门,海监都刚刚开始出去,包括油田、油井,你光是抗议菲律宾它在那儿跟国际合作,它跟一些公司打,你自己不去那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是硬的一手。但是你知道除了硬的一手之外要加强,我更担心的是软的一手,我们强调软的一手更软。
什么叫软的一手更软呢?就是在非物质的层面,比方说在我们适应国际道义,提出有国际法这个层面的一些倡议,包括在多边谈判中间拿出中国人自己的想法,提出让多国和世界是很难拒绝的一些方案方面,我觉得我们差距更大。在我看来,我这本书中间特别提到了中国解决南海的一些新思路,什么叫新思路呢?除了硬的一手要加强,大大加强我们的这些手段,我们这样一个过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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