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中国整个社会需要一场文化复兴的洗礼

2011年10月21日 10:36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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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心态：国民性？体制或宗教因素？

邱震海：有朋友曾经说过中国目前的道德崩溃或者价值崩溃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使然。然而从刚才第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西方早年的历史上完全没有这类情况，这是中国现阶段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到底是不是国民性，还是由于缺乏宗教使然？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几个地方同时请出三位嘉宾。

三位，梁老师刚才提出到了一个文化启蒙的问题，80年代我们这代人都是看您的书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商业文明这并不是罪魁祸首。法国、欧洲、美国早年没有出现像中国如此混乱的局面，是国民性使然吗？我们的前辈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出过国民的劣根性，我个人是不表示赞同的。但是鲁迅也提出过人血馒头、看客心态，您认为这是国民性的问题，在您的思考当中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梁晓声：我认为从国民的根性上来说，中华民族的根性绝对不会比其他民族更劣，有一些现象是全人类共同的现象，比如说趋利避害。但是中华民族也确实有它千百年历史所形成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先生当年出国的时候就谈到了这点，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非常强的族群性，就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我们是一个村的，我们是一个姓的。这些意识都可以把一些人的利益，把一些人的好恶把一些人互相的关心组合在一起。但是在姓氏以外，在家族以外，在一个集团利益以外，那些事都与我无关。这一点就和城市文明和城市文明中的完整的公民意识是相背离的。

而我们现在城市化了，城市化的结果是相当多的具有族权意识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里来了。但是包括原来的城市人口和后来的新城市人口，我们形成的公民意识究竟如何呢？我觉得这一点还需要文化很深的影响。

邱震海：于硕你同意吗？

于硕：梁老师您说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救助是一种人的本能，所以我基本上不认为是由于文化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时代的发展造成了我们某一个文化才去救，某一个文化不救。救助是本能是从两个角度，第一就是个一个生物的本能，叫做恻隐之心人人有之。我们看杀牛的时候牛会痛哭流泪。那么救助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作为社会的人，他首先是自我保护的本能，这个大家在网上讨论的时候都在说。如果你是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因为你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你要救了别人会讹你。

但是自我救助和救助同类这是同样我们生物的本能，因为你会看他疼的时候你自己会疼。我们看到一个小狗受伤我们会救，我们不救人，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太坏了，他把本能给失去了。另外救助的时候有精神的本能，就是我救了我自己获得一个心理上的满足感。另外是社会的本能，我救了社会会给我一个社会荣誉。

这几个方面在中国这两个本能，自我保护的本能被发展起来了，求助他者的本能被泯灭了。原因是什么，当然我们就回到是不是在中国有这个国民性，在西方社会这个传统社会是一样的，也被瓦解了，当所有的人在六十年代，近代化一百年涌到城市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它也是在芸芸众生当中失去了这个社会的尺度，所以也出现过这样的危机，但从来没出现我们现在中国发生的这种令人撕心裂肺的事情。

为什么在西方没有出现另人撕心裂肺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二个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的第二个所谓的人的启蒙。这个过程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生。在西方发生了，由启蒙运动之前的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整个形成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三大精神了，造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这么一个过程性的进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健康的转变。就是由个人意识的这种自我价值的尊重到尊重他者，由个人主义转向了现在西方社会比较健康的公民社会，当然也有危机。所以这个由传统社会进入了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时代，再向公民社会的建构，形成了一个社会监督的机制。

陈功：在城市化肯定是分阶段的，这是个客观的现实，我们不能说用整个整体的城市化的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一个阶段某一个点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场道德危机，它跟金钱和财富的这种明显存在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的话，不完全是一个启蒙的问题。讲老实话应该怎么样做，几千年我们的中国的古人，和包括现在就是很简单我们周围的这种家长和老人还有一些我们社会当中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关键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不是不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做，而是我们根本不去做。所以这个其中的问题的要点，要害之处，是在于整个道德尺度的建设问题，还有这个道德尺度是不是能够在社会当中赢得尊重和赢得应有的思想地位和行为地位。如果在这种道德尺度的地位没有应用，大家没有意识去建设这样的道德尺度。那你即使去做很多的这种教育性的工作或者说学习文化这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

传统道德衰落：什么可以填补空白？

邱震海：请允许我打断一下，陈功兄。你说的这个道德尺度的建立由谁来建立，由政府来建立吗，由公权力建立吗，还是由民间自己建立，这个教育到底是谁教育谁，是公民自我教育还是政府来教育公民？

陈功：这个不能完全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这种道德尺度的建设和它行之有效的实施，是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都应该承担责任。哪个部分都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来看，其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还是政府，因为政府一直扮演了一种支配性地位的这种角色，所以它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另外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周边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回避自己的责任。

邱震海：梁先生您同意陈功兄的意见吗？

梁晓声：刚才于博士讲到国外的情况我引起同感，我曾经陪同两位老作家访问过法国，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就给我们充当翻译和充当汽车司机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个青年。我们在向乡间行驶的时候，途中我们的小车撞了一条小狗，可以说是疑似撞到，因为就我的眼睛看的话似乎还没有撞到。但小狗确实一瘸一瘸地就跑开了。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镇休息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翻译官非常不安，他要拉着我一定要再回到当时的那个路段上去找到那一条小狗，究竟是谁家的，而且真的找到了，向主人表示歉意，然后拿出自己的名片交给主人，说你的狗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来找我。

宗教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邱震海：法国人的虽然是个案，但是他们的这种人性来自何方？

于硕：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一个比较，完全不是一个文化主义者，还有趣的两个现象就是我们看西方的宗教，天主教。它给我们看最直接的符号，天主教是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耻辱，是一个整个人类的这种悲剧从这儿就开始了。可是这个耻辱化作一种告诫，使得人们天天在说，社会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告诫自己永远不去犯罪。

回过来我们看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本身没有问题，中国人更没有问题，绝没有劣根性，陈老师刚才说的完全对，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比别人更愚蠢的。它的文化的门槛太高了，这是我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反思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文化树立给我们的标本典范，永远是完美的，甚至孔子是不是而不行，没有到十分完美的程度我们就不去做，既不可以直接行动，又不可以去做表现我们自己的缺点，于是造成我们实际上人格当中的一个缺陷，就是撒谎，不老实面对自己的缺点。

邱震海：其实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讨论进行到现在，如果三位都是外科大夫的话，其实我们就像西医，我们在做排除法。有朋友说到底是不是现代化，商业文明、市场经济，我们说NO，不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是不是国民性，我们现在国民性的问题也给它排除了。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中国缺乏宗教，坦率讲宗教原因我们部分也排除了，我们看看很多地方没有强烈的宗教，它依然闪亮着人性的光辉。到底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重建社会信任：关键在哪里？

邱震海：我刚才斗胆地替几位嘉宾做的一个阐述，做的一个总结。我说我们用排除法这不是国民性，也不是现代化使然，甚至也不是完全由于宗教缺失释然，然而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同时请出三位嘉宾。我们先看看作家梁晓声先生的这个意见。

梁晓声：我认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文化启蒙的事情，但是成效甚微。于是我今天想恐怕还是要借助法律。我主张形成那样的法律，就是见死不作为那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是我自己想来想去，甚至准备在下一次政协开会的时候要作为的一个提案，我说的不作为和舍生救他人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救人一定需要有救人的能力，但是不作为，比如说你落水者投一条绳子，或者伸过去一支木杆，或者打一个电话，或者呼唤别人，这都是作为，而你能作为并不作为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审判。

邱震海：于硕。

于硕：梁老师说的我老是觉得，中国不缺，法律基本上不缺，当然缺一个直接就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它缺这种像在法国和在英国不救助罪，看到别人处于危险当中如果不救助会被判刑的。我当然十分愿意梁老师把这个提议提出来。但是单纯的法制和单纯的制度都不是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方案，它是必须的。所以还是人的问题，我觉得人的精神性的缺失在中国是最严重的。那么启蒙和制度建设是同步的，我把它基本上称作一种精神赈灾。

陈功：中国整个社会需要一场文化复兴的洗礼

陈功：我的看法主要是这样，道德尺度的重建当然非常重要，但道德尺度的重建并不见得就可以凭空而来的，是简单空洞的那些说教就可以加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整个社会恐怕还是要经过一场文化复兴这样的运动也好，或者是文化复兴这样的洗礼。只有经过这样的一种洗礼之后才能够逐渐谈得上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的重建。我想在现在当今这个经济复兴已经基本实现的情况之下，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了，这个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点。

比如说像普世价值观等等，我认为不可能不应该成为只有美国人谈的特权，我们也应该正视这些问题，给予自己的阐述和解释，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文化复兴做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如从谈起。包括我跟梁老师也在交流一些观点，包括宗教等等这可能都是文化复兴范畴之内的很多的这种事情。很多宗教等等都起到了对人的行为方面的一些约束这些积极作用，像佛教、基督教，都有这种对人的行为这方面的一些规范，所以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邱震海：当我们的讨论进行到现在，我们排除了所有的东西，但只有一样东西我们是不能排除的。就是文艺的复兴，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启蒙。作家梁先生，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启蒙精神，您觉得从比较可操作的办法，您有什么建议？

梁晓声：我还是想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在下届政协会上我要联合其他的委员们做出提案，就说在中国确立不救助违法的这样一个提案。就二就是我非常同意陈功兄刚才说的话，在西方所用的词是“文艺的复兴”，而我们刚才谈的都是文化的复兴，我认为在中国来说应该是谈文化的更大概念的一个复兴，而只有这种复兴本身才能形成文化的合力，才能对于我们民族的新兴有真正的洗心革面的影响。

于硕：我想我也许为了避免“文化”这个词带来的那么多的狭义或广义的这种引申，或许可以把两位老师刚才说的用“精神”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面临的是精神灾难，需要赈灾，精神之灾。所以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说精神复兴，那么精神复兴其实是尊重人，敬畏自然。

邱震海：是，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让全国人民感到非常的震惊，感到非常的羞愧。然而，最后的答案只有一个，呼唤思想启蒙，呼唤文化的启蒙，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我们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崩溃，不是由于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宗教不够严密，同时更不是由于我们所谓的国民劣根性，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这个社会在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思想启蒙，需要一场人性的呼唤。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同时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