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但是你的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个其实在内地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新闻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也许武警和干警就会出来干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蒋兆勇：那内地我们这个是一个得新闻采取管制的和宣传的思维，所以我觉得准确的说法应该说自由的，但是作为传媒来讲是负责任的。
邱震海：好，我们听听下一个人的意见，笑蜀。
笑蜀：电视直播暴露菲律宾警察的无能
笑蜀：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需要讨论，在菲律宾需要讨论，在发达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媒体规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菲律宾总统本人与整个菲律宾政府推委于媒体，委罪于媒体，把主要责任转嫁于媒体。
另外一方面，它对媒体恼火是真实的，认为媒体应该克制是对残忍镜头的克制，是对歹徒作案过程的克制，但是这直播过程当中，这两个我认为比重是不大的。菲律宾政府恼火媒体的直播，充分暴露了菲律宾警方无能，把菲律宾警方无能这个丑陋的那一面大大的增加了，所以他们恼火，所以他们转嫁主要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是媒体的问题，主要是菲律宾政府以及菲律宾总统本人的问题。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场人质危机悲剧产生，最后以不应该有的流血结果而收场，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有许许多多可以让我们思考的切入点。
邱震海：对菲政府的批评不能走向对其民族的蔑视
本周一整整11个小时，香港游客在菲律宾被劫持为人质的事件，最后以不应该有的流血结果而收场，令全体的华人感到非常悲愤，悲愤在悲痛之余依然感到非常愤怒。所以从刚才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到诸多的因素。其中有对菲律宾行政当局，一方面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同时对于生命的冷漠感到非常愤怒，同时这个背后对他的民族性格可以有所思考，同时对他背后与这个华人包括与西方国家世界的关系。
那么当然，最后在这个行政现场危机处理当中，传播现代的媒体与危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像刚才有几位嘉宾说的，一方面应该是自由的，但另一方面，又是负责任的。我想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诸多的因素，一方面，需要我们非常细致的，同时逻辑尤其是需要理性，摆脱情绪来进行梳理和思考，同时必须坦率的说，其中的许多问题，其实也许今天的中国还没有遇到。比如说在我们谈谈批评菲律宾人以及它的政府的时候，从我们对它行政当局的批评，以及它的态度的批评，一不小心会走向一个对它整个民族的轻视和蔑视。
当我们谈到现代传播学和媒体以及现代这个危机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许我们未来会不会一不小心就会以这个传播管理为名，来收窄公民的知情权，所有的这些我想都通过菲律宾这次的一个事件，可以给我们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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