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刚才笑蜀一直说，这个当时2004年它那个恐怖袭击由于有美国在场，由于由美国因素在里面，所以它比较看美国人的脸色，这次就是这个车上坐的全是华人，我个人也许我作为主持人不太中立，我个人认为，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阴谋论呢？
邱震海：菲律宾解救人质过程中或有阴谋论
朱学勤：现在我也不敢说。
笑蜀：我要纠正前面的说法，不是说有美国背景，而是当时那个恐怖分子绑架，要求菲律宾政府从伊拉克撤军，美国政府不高兴撤军，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政府不惜得罪美国政府，也要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所以就撤了军，就这么一个情况。当时被绑架的是菲律宾自己的人，跟美国没有关系。
邱震海：我们看看这个其实无论是阴谋论也好，悲情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也好，对我们国人来说，一方面是悲一方面是愤，但是悲和愤的同时，我们如何相对比较理性的来梳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邱震海：三位刚才其实南方周末的评论员笑蜀说了一个，用我的眼光看起来似乎是有点阴谋论，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车上坐的是美国人，车上坐的是美国人，也许菲律宾政府就不会有这么一种散漫，或者刚才像兆勇所说的那种有他的民族性格而导致那种散漫，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认同。我先来听听这个兆勇的意见。兆勇，你刚才提到民族性格，但是现在笑蜀明显说，这不是民族性格的问题，是由于它看这个车上坐的不是美国人，你认同吗？
蒋兆勇：恐怕不完全是因为是坐的是哪一国人，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些人的性格是一个原因，再加上从整个十几小时的直播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人很多是还缺少一种承担，缺少一种担当承担这种责任，然后也缺少一些比如说现代的一种理念，可能说起来就有点歧视这个国家。比如说它这个现场处理里头的，门多萨的弟弟，然后电视上直播出来的，就是门多萨的弟弟后来被逮后的整个情绪都发生变化了，而后面的警察，所谓的强攻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刺激这个劫持者的这个情绪。
像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话，就是觉得非常荒唐，所以除了这个背后的话，包括人家要求我开初的觉得就是这个警察很大一部分是一个用电视的一个表演，他可能还不是一个好像真要杀人的。因为比如说弄盒饭啊，放小孩啊，有很多善意的举动，那么这个看不出来会急转直下。但是为什么这样子菲律宾的警方会处理成这样子呢？我觉得菲律宾的警方的这种官僚没有灵活性。可能如果在中国的话，劫匪的条件，可能当时答应，然后过后照样抓起来，只要以不发生这个事情为准。
邱震海：我打断你一下，其实现在这几天，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们私下许多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这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一定不会这么做，当然，中国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比菲律宾要高，当我们指责菲律宾行政效率低下的时候，除了它的民族性格、除了它的文明理念之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的。
在这么贫穷落后的国家，你怎么让它能够拿出许多的资源，来训练它的警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以它整个警察的低效来进行掩护，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华人审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不是一不小心，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种五十步笑百步一种优越感，当我们今天嘲笑菲律宾人，其实很多西方人当年不也是这样嘲笑批评我们的吗，学勤兄你怎么看？
国人如何认知此次悲剧事件？
朱学勤：我觉得这个事我讲两点，笑蜀表达的这种愤懑，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想想九十年代在印尼发生过的多次，就是当地民众的种族屠杀，我们印尼华侨的事件。那个事件我是出国以后看到的图片，我才看到就是那样鲜血淋漓，浑身震触，那种感觉，但是在国内当时由于新闻封锁，老百姓正常的这样一个对同胞的关切，得不到表达，国内就是一片沉默，今天虽然就是，我们牺牲了9个人，但是网络，或者是新闻立刻就有了一些民意的反映，这个是个进步，你像笑蜀这样的声音，一定要让他说出来，不说出来是不正常的，这是一。
第二呢，我还是坚持刚才说的那个看法，他未必是在英国和华人之间，它有个区别对待，它就是整体上普通性的政府和警方的效率低下，我举我自己到菲律宾去一头一尾两个事吧，我做一个例子。第一个事情是开头，头一天我们到了当地，到了餐馆吃饭，吃完出来发现这个小餐馆门口有一个警察，配着手枪，荷枪实弹。所有的女同胞都上去跟他嘻嘻哈哈拍照，要他拍照就拍照，要他做什么姿势就做什么姿势。
我走过一些国家，我当时非常惊讶，第一就是餐厅门口就配警察，第二妇女跟他嬉笑，他也一点都不严肃，后来问了老板我才知道，不是政府派的警察，是雇主花钱买的保安，保安在警察局做个登记，他就可以穿警服，就可以佩戴这个真实的枪支。我头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武装暴力可以市场化，第一说明治安非常的不好，第二说明这个国家很不严肃，所以就是小老板花钱就可以买个警察，到我门口来给我站岗。
第二，我们离开的那天发生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我们游客下去了，等到上来以后，大概就四五个游客发现钱包而人家拿走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涉案的范围就是司机，还有那个的导游，没有更多的人，因为车全部锁着的，为这个事，马上就是警察局来了，然后找人去笔录，我们活活等了四个多小时，等了四个多小时以后，不了了之。他也不去盘问那些司机，也不盘问导游，然后我就问当地的人，我说这个地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吗，他说是，我说如果有欧美的白人呢，他也这样，自认倒霉，这个印象我很深。
邱震海：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这里面，其实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应该分开，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在梳理或是在认知的过程中，不要把由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我们过去对某些东西的不满，混杂进去，笑蜀你怎么看？
笑蜀：菲律宾是一个公共治理失败的国家
笑蜀：我认为就是说有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它本身的一些问题，像朱教授讲的一样，行政效率低下，没有管理，基本上没有秩序。对这个国家，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现代的秩序。这个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一个基础的基础设施，只有民主的表象，民主的表象是支撑不起一个公共治理的，因此它是一个公共治理失败的国家，这一点没有问题，是这次事件最终走向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不能否定我自己猜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时候也可以表现的非常高效，比方说，为了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这是要有担当的。他们有表现出来这种担当，具体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事迹，也表现出总统本人的担当，那这个时候，就不应该马上拒绝劫匪的要求的时候，劫匪要求复职，那么一个不高的要求的时候，它表现出的它担当，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当场把这个拒绝的文书送到了劫匪的手上，从而不必要加剧了绑匪的紧张气氛，从这两个细节当中，我认为在某些时候，它是有效率的，是有担当的，但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担当。
邱震海：笑蜀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听到各种不同的切入口，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无法形成一个结论，但是到底这个后面如何去思索，我想还是留给观众领您一起来思索。看看这个事件，本身在我们的悲愤或者悲凉的同时，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观察和思想的切入点以及我们继续梳理我们自己情绪的时候，很多现实方面。
朱学勤：处理危机不能剥夺民众的知情权
邱震海：刚才在前面两部分，我们从这个菲律宾的现代社会的管理以及它的民族的性格，包括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些针对华人的因素等等，我们做了一些比较粗浅的梳理，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请出三位嘉宾，三位好。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三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刚才这个各位讲到一个现代城市管理素质严重不足，但是在这一次，礼拜一的整个11个小时过程当中，这个可以是全球，全地区的一个媒体是现场直播。而这一点也引起了菲律宾方面的诸多的不满，比如说它的总统说正是由于这个直播，电视直播干扰了整个的特警的处理，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学勤：总统这个时候，我不能同意，你想如果不是直播，那么这边的中国老百姓就不可能和那个大巴里面的香港同胞心连心，共同渡过这个难忘的10个小时，如果不是直播，如果不是新闻及时介入，今天就是中国民众的这种心情也难以得到正当的表述，包括笑蜀讲的这个悲愤，也要警惕以后，如果我们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那警方或者是行政当局，它就是借口新闻介入会干扰危机处理，切断画面或者是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所以我坚决不能同意那个总统的说法。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新闻介入的时候，这个新闻从业人员，他自己确实要有一个人道高于一切，要高于它自己的这个新闻抢眼球，这样的一种职业的竞争的冲动。我举一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那次别斯兰事件。第一次就是全程公众报道，中国老百姓心都吊上去了，因为那里面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总结一下，任何时候不能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第二，新闻介入的时候，它应该有人道高于一切的自律。
邱震海：好，我们来听听兆勇的意见，兆勇我知道你长期跟踪研究。
蒋兆勇：菲政府应考虑到传媒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兆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新闻界在这个事情上的报道应该是自由，但是是负责任的，就是现代的社会，你不可能，除了电视里直播非常多的手段可以获取这种信息。你可能媒体，你可能甚至一个个体，它都可以传播这样的信息，比如说通过手机都可以知道现场的消息，所以说现代社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就离不开这个新闻界，菲律宾政府本身就应该考虑到传媒这一种变动的因素对整个事态的发展，甚至释放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真相。
但是作为新闻界来讲，就是负责任，刚才朱教授说的从人道的角度，包括对事态的整个处理，在那个环境，那个时刻，你要服从于整个事态的一个解决。你比如说，我觉得菲律宾电视台，当时播出那个抓他的弟弟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当时这样子肯定是欠妥的。反过来讲，我们内地的就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你看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都封锁这个，不能够有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