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国者眼中的中国
2008年05月15日 16:59凤凰网专稿 】 【打印

解说:新时期的中国国民应有怎样的大世界观,如何把握爱国情绪。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曾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特别顾问的叶国华做客听风录,从自己的爱国经历来看不同时代的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大陆与香港与应有的国民教育,以及如何以历史和国际的眼光,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正在经历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速而且深刻的变化,而且也正在经历外部世界对我们,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猜疑、怀疑乃至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甚至是不加思索就可以凭情绪脱口而出的事情,但同时也需要我们从国际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予以关注。

因此爱国是一件需要思想,而且似乎又有些沉重的事情,我们如何理解爱国二字,以及迅速崛起的中国需要我们以怎样的一种热情和态度来投以关注和热爱。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爱国商人叶国华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在港英时代,因爱国而受到了种种磨难,以及今天他对崛起的中国某些思考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个爱国者眼中的中国

解说:叶国华是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人及主席,1997年香港回归后,被特首董建华委任为行政长官特别顾问,处理特区政府涉台等事务,目前担任多项社会公职的叶国华,在学生时代就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从职教鞭十年,之后进入商界。

从香港过渡期开始,叶国华就进入香港政治,并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邱震海:叶先生,非常感谢。我们看到您其实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个教育家。而且最近您也担任,可以说中国的一个民间外交家,因为你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这个职务以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像汪道涵等等的一些人担任,那么从那么多种经历来看,你认同自己是个政治家吗?

叶国华:就是对我夸奖了,我不敢说我是政治家,因为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在经营里面,所以我们对整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些了解,有一些参与,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反映,不能说我们是政治家。

邱震海:但是我们知道,在香港过去的历史上,您是一个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一个组织者,这用过去港英时代的话来说是左派人士,那么当年您参加爱国运动的整个的动机是什么?

二战:酝酿民主主义情绪

叶国华: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是在上个世纪二次大战以后成长的小孩,那个时候在香港民主主义的情绪很强,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谈到我们是五强,中、英、美、法、苏五强之一,所以我们就很自豪的感觉了,我们中国是一个强国,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是强国?什么不是强国?也是不太了解的。

二战后知识分子聚集香港

叶国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抗战结束,而且那个时候国家的走向还没有定,我们已经非常注意到,因为所有的一些从国内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会跑到香港来。

左派学校启蒙爱国主义教育

叶国华:都在香港避开在国内的一些政治环境,结果这一批老师,刚好就是分布在香港很多学校里面,对我们这些小孩进行民族的、爱国的、历史的教育,所以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慢慢的变成一个,对中国有一种感情,有一种了解的这一代人。我们其实是老百姓成长的一个过程,不过反映了历史的环境。

解说:在港英殖民管制时期,一些机构、社团的人士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民族利益而与港英当局展开交锋乃至斗争,这些人士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左派,也由此而遭到港英当局的监视、刁难乃至迫害。香港左派运动也经历了种种曲折,而左派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内心价值观和自我认同的痛苦历练。

邱震海:那么讲到香港的左派,讲到香港过去的爱好者,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在讲爱国,也有左派和爱好者的定义。

叶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如何理解一个爱好者,您怎么看您当年的爱国动机和爱国者的一种定义?

叶国华:其实我们在香港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家住在深水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动机,我们怎么对国家有什么要求,因为抗战以后,最初的阶段,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是住在香港,那个军队叫新一军。

所以那个时候也引起一些街头小的冲突,后来这些军队就调走了,所以在那种氛围之下,其实一般的老百姓都对自己国家有一种认同感。

爱国“始于”青天白日满地红

叶国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到了双十节,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都会出现大家做了一些叫做双十的灯笼,而且也挂了那个叫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慢慢培养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所以老师说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对国家的爱国的认识,是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双十节,那种的气氛之下认识祖国的。

因为我们是少年时期,如果比我再前辈的,他们可能是参加那些革命运动,可能是更深刻,但是我们其实是香港社会改变的过程里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改变,我们不断调整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们认识国家的过程。

1949年后开始转向认识毛主席

叶国华:后来到了49年和50年以后,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就从认识蒋委员长,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慢慢就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毛主席,这也是跟社会环境有关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在一所,没有这么多参与对国家的了解那个学校里面,很可能我就跟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相信对香港的居民来说,大的环境对我们的塑造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不感觉到我是很有动机的去说从事爱国,我只是历史的环境影响的结果。

邱震海:但是由于当年爱国的一些运动,事实上也给你带来许多的磨难,比如说我们知道在40多前,香港有一场六七暴动,那么这个当时从内因来说,是由于港英政府当时内部的管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外因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文革的兴起,但是他最后的一个客观效果,是导致了港英政府严肃的来反思自己在管制上出现的问题。

您当时是中学老师,也直接参与或组织了这场运动,您现在反过来怎么看当年这场运动,以及后来您受到的一些磨难?

当今游行示威受法律保护

叶国华:我看用磨难这两个字,是比较语重了,现在很多人去主持游行、示威等等,因为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很自由,很轻松去从事这些活动,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站在亲中国的立场,认识我们的所有活动是在英国的监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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