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我们看到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但思维行为模式，而且在体制方面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面的差异。

现在如何解决、缩小这类的差异，使双方能够在两个无奈的现实之下有所接近，那么在这方面继续我们的小组讨论。在香港是韩诚，德国最大的电视二台，驻东亚的首席代表。同时有秦家聪先生，在北京的现场，有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的特派员，韩咏红小姐，各位好？

首先，韩小姐，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从新加坡的角度怎么来感知东西方之间的某种差异？

中国媒体市场竞争导致多元化

韩咏红：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情况，当然是比不上西方的，其实我们，经常会看中国的情况，觉得中国很多时候比新加坡还好，因为中国的媒体有市场化的竞争，市场化的竞争扩大了，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在新加坡媒体很少，因为有一个出版法令的规定，所以媒体大概就是几家。

韩咏红：可能中国对于某一些问题的社会讨论比新加坡更丰富，中国的媒体制定社会议题的条件比新加坡的媒体更好。

邱震海：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包括中国内地，很多人都在说，中国要学新加坡，新加坡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模式。韩诚从西方记者的角度怎么看中国采访环境这点。

韩诚：我首先说的是，我对新加坡媒体不是很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不能你说你只怀了一点孕，你要么孕，要么你不怀孕。所以你要么有新闻自由，要么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不能有居中这种说法。

自由媒体有助政府反贪

秦家聪：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相信媒体，相信国外的媒体，相信中国本身的媒体，媒体可以跟政府作为伙伴的关系，媒体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是自由媒体的话，可以帮政府反贪污，反对很多不符合的事情，媒体报导了以后给政府很大的帮助。

消除偏见需要更多自由

蒋兆勇：我自己站在独立评论员的角度，我也是觉得要消除这样的偏见，要多一些自由。而且，我们要免于恐惧的哪种自由。不要因为我们要说什么话，然后心中有恐惧，我也是赞同这样子的一套价值观。

邱震海：我们再看看来自德国方面的同行，他的意见怎么样？韩先生，您刚才听到了，蒋兆勇作为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的观点。其实中国，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内部，有不同的媒体板块，不同媒体的分类，包括新闻环境也是这样。您在中国工作已经一年有余的时间，您如何感知中国内部的这种正在日益呈现的多元化？

多元讨论有益中国社会

韩诚：我只是一个外国的记者，几年之后就会离开，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如果这些讨论的话，就非常的好。去讨论他们的社会问题，这样你们就可以作出决定，你们的未来是怎样。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走的太远，就会被制止。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就是被禁止或逮捕，所以这样对社会不是很好的。

邱震海：韩诚作为西方记者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话题，如何在中国目前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至少在新闻舆论这块地方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家聪，你的意见是什么？

奥运会希望中国媒体持续开放

秦家聪：我觉得，这次这个采访规定，是10月份可能就停止了，但是以前国新办的主任蔡武讲过。10月份以前可能开始继续这个新的规定，就是比较放松的规定，我希望可以这样做，我希望这次的奥运很成功，可以把中国带成更开放，更民主，更有人权的国家。

奥运前 中西应停止互相妖魔化

韩咏红：现在最重要，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互相指责了，我其实是非常的担心，像这样气氛要持续到奥运，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当外国媒体被妖魔化，或者不停的被批判地时候，外国记者在这里采访，不可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每一个洋面孔走到街上，都会被人家用一种怀疑的眼睛看。我挺同情西方同行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外国记者，但是我是华人，我感觉到的敌意跟他们感觉到的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中国的采访自由的判断，肯定跟我不一样，这个也是事实造成的。

邱震海：离开北京奥运会，还有四个月时间，那么现在在这四个月时间里面到底如何进行，我想最近围绕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和其他一些事宜，各种风波频频发生，给北京奥运也构成了许多干扰。北京奥运我想有种种需要面临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何使北京奥运不仅成为一个体育盛会，同时也是成为一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尤其是能够展示中国政治日益开明的契机。如果塑造一个开明、开放的国际形象，这当是其中之一，而这其中，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环境是非常小，但又是一个重要而绕不开的切入口。

首播时间： 20：15－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