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西方媒体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其实在这些问题上，也不应该是原谅的，但是更多的我们认为，其实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西藏的问题上有一种微妙的心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再来听听邱震海先生的一个分析。

邱震海：对，这种微妙心态非常重要，最近一段时间，上个礼拜我休假，那我到外国去了，其实跟许多的西方国家的记者都做了些这方面的探讨，就是我私下做了一些调研。

那我认为，其实这里面，与其说是忙中出错，技术故障，无心还是有心之过，还不如说背后有一种微妙的心态，这种微妙的心态就刚才我，就是两个星期之前，我说了，这个西方对中国多重情结，他背后造成自己也无法区分的这种多重的心态，以至于造成他们这种微妙心态会决定了他们的枉顾，他们的职业素质。

那么首先如何看这次这个西方媒体对这个西藏问题的一个报道？我认为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少数直接进入西藏的那部分记者，具体来说，其实只有两个西方的记者，一个就是英国的经济学人的这个驻北京的记者，另外一个就是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的记者。

他们一位是3月14日那好，就在西藏，在拉萨当地，他本来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去了，然后骚乱一发生，他就直接到现场，另外一个是3月15号进入西藏拉萨的，那么都是为了其他的目的，然后去了以后那两天他们都在拉萨当地直击。这两位记者发出的报道，从当地发出的报道，是完全客观的，完全是直击式的，作为一个目击者的，非常直接的，非常客观平衡的一个报道。我仔仔细细通读了，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德文的，两位的报道，我认为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直击的目击者的一个报道，无懈可击。而且这两位我分别都跟他们做了一个交谈，其中的一个我本来是想请他上我的节目，他向总部做了汇报之后，他们的总部认为现在不适宜上凤凰卫视。当然这个背后，我个人的诠释，有某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心态问题，但是另一个，就是德国那位记者上了我的节目，我也仔细跟他探讨了，他在他的报道当中，写的许许多多的直击的事实以及他的观点。

但是一个部分，我认为直接现场的那些西方记者，他们具备了一个西方记者应该有的一些职业素养，那就是平衡，客观报道。尽可能多的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官方的，在官方的组织下，获得他们的消息，来源，以及尽可能多的跟覆盖更广的消息来源进行交谈，来获得他们的一个咨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绝大部分的西方媒体，无法进入现场的，那么就造成了，开始他们的有色眼镜去发挥作用了，有色眼镜背后的微妙心态就发挥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忙中出错，那种技术故障就开始产生了。

所以这里面，这个当然背后，我认为我们刚才讲了，我认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忙中出错的无心之过，而是一种微妙的心态。那么这种微妙的心态是什么呢？一个无非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的国家，共产的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天然就是反民主的，反自由的，天然就是镇压的，再加上，拿他们之前说，十几年中国发生场政治风波，给他们似乎记忆犹新，于是看到军车在拉萨街头上出现，第一个时间，第一个概念，就想到：马上就想到这是镇压了。

第二个心态，就是像他们对西藏问题的这种，所谓的天然的一种情结等等，造成他们其实是有了一种暗藏的逻辑，用一种暗藏的逻辑，用一种预设的立场。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报告当中，他首先已经有了一个立场，一定你北京的军警去镇压的，然后再从结论出发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能够支撑他们这个结论的事实，而不是反过来，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从事实出发，用大量的事实去归纳一个结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做学问也好，做新闻报道和诠释的方法。

非常可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没有到达现场的西方记者，采用的都是前一种方法，先有结论，然后用结论去寻找一种结果，这就是我们在新闻学上，媒体学上说的媒体的预设立场，这是非常有害的。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媒体的预设立场，无论在哪个国家，在民主，还是在专制国家，体制之下都是存在的，中外皆有，或者说古今中外皆有，这不但是西方媒体现象，中国同样也有这种现象。

我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为中国大陆一家媒体工作当时，就是特约的通讯员，当时正好是德国刚刚开始统一之前，以及统一之后，马上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到时候我记得当时德国当时总理默科尔，他到东德去进行视察，被东德愤怒的群众扔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就顺着他的脸颊就可以流下来，以至于默科尔也上去跟那个群众打架，这个当时在全世界媒体记者面前，都是弄的纷纷扰扰的，而且每天在东德都有几十万的群众上街游行。

那么当时，中国大部分的记者，他们的眼睛是去寻找，已经有了一个结论，这是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私有化产生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反和平演变，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非常需要寻找一个两过德国走向统一之后，由于私有化而带来的群众的愤怒，于是这种情况下，对德国的报道是非常不客观的。

这个是当时中国媒体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然后过了几年，我又到欧洲的媒体，到德国的媒体去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如果说过去在中国媒体用中国媒体需要的结论去寻找在德国对我们有利的事实，当我们为德国媒体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发现，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德国的有色眼睛去看中国，寻找对德国，对欧洲来说，它需要的，能够佐证中国社会主义不行的那些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预设立场，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是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今中外都是有的，但是只不过我们想说的是，虽然说这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但是这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个理想的新闻，不是这么做的，一个第一流的新闻，不是这么做的，一个第一流的新闻记者，不管你是在中国，在香港，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不应该以这是一个事实，就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尽可能的要向着最理想的状态去靠拢。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方媒体，这次在西藏报道问题上，它的预设立场，应该是值得批评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还是背后的一种心态，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态。

刚才我讲到两个心态，一个是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另外一个在西藏问题上的心态，还有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在风波发生之后心态，尤其在中国的许多网民，发起反CNN运动，发起这个反西方媒体这个不实报道的运动之后，相当一部分西方媒体的驻华，或者在当地本部的一些记者，其实还是报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态，或者是不屑于跟你去做一般的纠纷，或者是还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么一种心态，或者是担心被中国的某些所谓，他们眼里看来宣传利用等等。

凡是种种的，我认为在通过这次的整个的一场这个媒体冲突的交锋，应该说西方媒体，有许许多多需要反思的空间，那么这个整个一场中西媒体有关西藏问题争相的这么一场冲突，首先是以中方站上风，以中方的胜利来收场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方就没有反思的空间，相反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撇出这个西方那么多的偏见，撇出那么多微妙的形态，如果说中方在一开始就能够坦诚的，开放，让所有的西方媒体的记者，进入当地的话，把所有的事实的真相，展露在西方媒体记者面前，不管他们有多少偏见，不管他们有多少微妙的心态，我想事情不至于像后面来得那么糟糕。

因为现在许多的西方媒体就说，因为当时你不让我进去，所以我们只能凭着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只能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定的暴力，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口，但是这个里面，其实许许多多反思空间是需要双方来共同一起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