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日前发生骚乱，西方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那么如何来看西方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思维，我们就这个话题，再请邱震海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那么你是怎么看西方媒体解读西藏风波？
邱震海：这个不但是西方媒体，包括西方整体的一种共同舆论，每个，几乎每一个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民，在这场西藏风波当中，几乎是一边倒的，就是一边倒的这个所谓的要指责中国政府，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现象。
我们且不说这种现象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是不是同意？我们暂先把这种西藏，就是一种现象，西方人对西藏心态这么一种现象提炼出来的，做下解读，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德国之声》的这个中国网站，这几天有一篇文章，它里面引用了一个德国网民的一个看法，他说这个德国网民是这样说的，他说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说什么话都没有人相信，他是指在西方人这里，在欧洲人那里。你哪怕说的话是对的，欧洲人，西方人也不会相信，所以这是一种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这个其实背后是西方一种对西藏一种情结，对西藏问题上一种特殊的思维。
那我先来说一下，其实这次在整个的西方，对西藏问题的反映上来说，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民间的。从官方上来说，虽然说对很多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本身立场，但就是不是要抵制北京奥运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还是要克制的，还是理性和务实的。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包括国际组织，主要的国际组织提出了要抵制奥运，所谓的要抵制奥运，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知识分子阶层。
但是在民间方面，在西藏问题上，情绪就很激动了，那就刚才我说的，那种对西藏特有的情结和思维，以至于这种，这么一种对西藏特有的情结和思维底下，西方，尤其是欧洲媒体和欧洲知识界几百年以来，所具有的一种批评和批判的精神，似乎都荡然无存了。
那个时候，西藏这个事情原来的本貌是不是，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那些暴徒首先开始打杀抢，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中国有没有动用警方去进行依法的处理，而这个因果关系，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产生一个，为什么西方它本来有实证主义的传统，这里头有一句话叫做一切魔鬼在细节当中。为什么这个细节，这种实证主义的传统，对西方的知识界来说，已经并不能重要了，有的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概念上一种东西，我想这是一种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东西。
那我的一个判断，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认为西方的知识界，因为我们知道媒体主要是由知识界所组成的，那么它面向的也是知识界，西方的知识界它在西藏问题上，就西藏问题这个个案本身，它具有多重的情结。
这里面有四个，第一个，我们知道西方的知识界，尤其是欧洲的知识界，德国、法国、英国的知识界，几百年以来，它有一种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传统。
所谓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传统，第一就是它什么东西都是对政府一种绝对的不信任，有什么问题出现了，首先是官方的不对，是吧。
第二呢，它是绝对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以人权，民主自由的理念，为它的基本的维护的特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包括他的，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他长期以来，我说了，有一种批判地传统，所以这个是它的传统。那么在这么一种传统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种传统借用到在中国的西藏问题上，这是一层意思，它具有特别具有所谓批判地精神，当问题出现，那首先是中国政府的不对。
所以那个所谓的骚乱的暴徒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有没有动用警察去依法处理，这是第一层。他有这种浓重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传统，你不信任政府为特征。
第二层，在东西方的秩序倾斜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东西方得文化秩序，由于西方的崛起，东方得衰败，已经几百年了，那么在这个几百年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西方的价值观慢慢的起来，由于它的这个现代化的强势那么起来之后，确实有一些价值观又是被几百年以来，到目前为止，被人们认可为是行之有效的，那就是人权，人民的自由，民主，公民的自觉，等等这些，就是所谓的，以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西方的主流的价值观，虽然我本人并不认同主流这两个字。
我认为什么叫主流，当你说一个国家主流社会的时候，你自己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边缘社会上，但基本上一般我们还是称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所以这个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也好，这个公民自觉也好，要求独立也好，是他们多少年以来被，所谓的被称之为行之有效的，那些主流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增加了西方知识界一种底气，他有这个底气，因为他这种主流价格观已经几百年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这是第二层情结。
第三层情结，由于现代化的发展，我们知道现代化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在西方的现代化的地方，已经看不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摩天大楼，已经看不到那种原始风气，看不到人类非常落后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么一种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化秩序倾斜的过程当中，西方人对非洲，对于西藏，这么一种原始的风情，有一种独特的一种狂热，一种独特的一种崇拜，宗教式的崇拜，或者猎奇式的一种文化的热衷。你说让他们真的要去西藏去生活，真的要到非洲去生活，他们愿意吗？他们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他们对非洲，原始森林，对西藏这个高原，等等那种东西，他们有一种热衷，那种猎奇般那种热衷。
但是这种热衷请注意，仅止于非常理想化的色彩，仅止于他们希望在他们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的人类社会上，其实还有那么一处让他们感到好像似乎命名之中，还能够抓到人类落后的一种东西，一种原始的风情，但是这种对原始风情的猎奇般的热衷，与他们对那个地方现实的关怀，是有严重脱节的。
刚才我说了，你让他们真的愿意到非洲原始森林去生活吗？他们一百个不愿意，愿意上西藏高原去生活吗？他们也不愿意，他们甚至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西藏已经取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一种进步，而停留在他们深处的只是那种对这个原始文化的一种猎奇般的一种热衷。
这是第三重情结，第四重情结就非常明显，这是蔓延在西方跟中国各个领域冲突那种意识形态的倾斜，意识形态，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共产党国家，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他们眼里就是不自由的，就是压制的，压制民主的，压制人们自由的。
所以在这么多重情结底下，同样当中国的这个警方出动警力，依法维持秩序的时候，那么在他们看起来，首先先不看这个问题的因果关系，因首先是由骚乱分子打杀抢，他首先看你已经动用警察了，那就是对这个民主，或者对公民自觉的一种侵犯，于是就呼吁你要比较克制。
这个包括在其他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同时的问题，如果是发生在西方，他们就无法来解答，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西方，包括在洛杉矶的骚乱，包括在其他地方，它就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基本上这个西方的知识界，它有一种内在的分裂，和一种困惑，我把它总结为有几层。
第一个就是它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与他的简单化思维的一种结合，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是西方知识界几百年以来，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也非常好的一种传统，但是当这种传统遇到它的特殊的文化风情，对原始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猎奇般的热衷，尤其是到面对中国的一种，在他们眼里是共产党国家的时候，于是，他们那个时候，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对咱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们不再去追究这个问题的本源是怎么样的，在他们只有一种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批判注意精神，就会退居二位，这个在相当的其他地方上，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欧洲跟伊斯兰文明发生的冲突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两年多之前，有一个欧洲的一个漫画风潮，就是欧洲的一些媒体，把这个真主画成一个，有一个具体形象的，然后就引起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集体的反弹，当时许许多多的欧洲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具体的傲慢，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超过这个对文明的尊重的。
当时在伊斯兰这个世界和这个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知识界当中，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那我认为，其实当时我也写过很多文章批评，其实这是欧洲知识界的一个巨大的盲点，它没有办法走出这么一种困惑。
第二个，就是它的文化的狂热，对原始文化的一种猎奇般的狂热，和它对当地现实生活的一种忍默之间的一种结合。
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传统的西方的实证主义的传统，与它在一种大的概念之下，忽视一种具体的细节之间的一种悖论。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我们以这么一种研判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次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西方的媒体，它到底是恶意多，还是误解比较多？那我觉得这是，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大部分还是误解，真正具有恶意的，是极少数的一部分，因为它的这个西方，由于它的这种多重的情结融合在一起，所以它造成在中国的西藏问题上，无法造成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一种形象。
那么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蕴藏着北京对于面对西方知识界，或者西方媒体，一种宏观的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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