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西藏拉萨暴乱事件发生之后，西方媒体有他们的做法，似乎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做法，应该来怎么样去做？再来听听邱震海先生是如何来看的？我们只能提一些建议。

邱震海：那么就是这样，西方媒体除了事之后，由于他们占了下风。虽然说有一些媒体做了一些道歉，但是心里是并不完全的服气，我想这是是他们的问题。那么我还注意到，有些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包括他们的总部就写一些文章，写一些辩护的一些资料，认为中国目前网民在发动一场反CNN运动，包括这个网站，是所谓的中国一场新的民主主义运动开始了。

那么甚至有一些英国的报纸，还把它跟当年十八世纪中国驱逐一位英国的皇家成员，由于这个皇家的成员，不愿意向当时的中国皇帝磕头，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个本身是非常无聊的，这是西方媒体它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而且是一种非常无聊的心态。这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在中国崛起面前，摆不正心态，于是当这种心态出现的时候，就左右了他的有色眼镜，而他的有色眼镜，就是造成他先已经有了结论，有了结论之后，再去寻找能够佐证他结论这件事实，这完全违反严肃的新闻应该有的事情。

那么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场反CNN的运动，我讲，到目前为止还是健康的，我们注意到，这个网站上，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的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我认为这两句话说的非常好，这相当程度表明这种网站的设立者，他的一种很客观的，很中立的，很平衡的眼光，和一种非常坦诚的心态。

关键问题是这个网站后面的这个讨论区里面，我们的许多网民发表了一些观点，我认为到是有点，在这方面，可能让西方的媒体，产生某些忧虑，也使我们会产生某些忧虑，就不要使我们的本身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合理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情绪，演变成一种民主主义的一种情绪，或者是他加上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谓的凡是西方的，我们就要反对，把西方的记者驱逐出去等等。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回复恢复到了当年义和团的时代，甚至回复到了再更早的十八世纪，中国的那个时代。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像反CNN的运动，就是纠正西方不客观报道这个事情，本身是我认为是很正义，很健康的，但是希望我们的网民在处理，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演变成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情绪，那么同样我们也希望，西方的某些媒体，看待这个东西，要以一个更加宽泛的，更加平和的眼光来看，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同行，我想不需要我在这边给西方的同行们更多的一些指教。

第二个，就是有关我们自己的一些，中国方面的一些国际公关，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今年年初，今年尤其上半年，中国的奥运之年，那么在中国一定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危机，尤其在奥运方面，那么现在果然是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来临，虽然是背后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必然的，所谓的必然，一定后面有某些人，有某些组织在策划，也有一些是西方必然的跟中国要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场合，这样那样的一些契机下，产生某种冲突，所以使他们的很多微妙的心态，就由深层浮上表层。

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何应对，诸如此类的西藏问题，或者奥运产生的各种风波，刚才我讲了，从现在开始，奥运圣火未来两个月，要在世界各个地方传递，那么未来两个月，一定还会发生许多事情，未来四个月一直到奥运会开之前，一直到开完结束，还会发生许多事情，所以中国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奥运危机，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么反过头来讲，刚才讲到的，中国这次如果说一开始就能够开放西方记者进去的话，我想会好很多，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其实最近几天，中国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应对措施。比如说重新开放西方记者进入西藏，那么也发放了许多有益的资料，包括中国的驻许多国家的外交人员，也走上西方的媒体，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关键问题，这些改变到底是应对性的，应急性的改变，是临时出了这个事情，应急性的改变。

虽然说应急性的改变也很好，也应该肯定，还是一种体制性的改变，我们希望是一种体制性的改变，体制性改变，就是在我们的许多宣传的体制当中，希望就是不再是一种惧怕媒体，包括惧怕那些对你有偏见的，有误解的，甚至有恶意的，有敌意的媒体，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中国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中国有巨大的成绩，中国也有许多的问题，把这个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心态的开放。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机制的宽松，许许多多的宣传工作人员，可能由于这个机制，似乎给他做了手脚了，到上边领导没有一个指令，下面哪个主管的部门，哪个主管的人员，都不敢冒然的对西方记者有所开放，都不敢冒然的对西方记者发布一些信息。我想这是一种体制上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和习惯性的一种模式，造成了这次在西藏风波上，中西媒体产生那么大的冲突。

所以虽然说我们值得肯定这次认为是这个已经有了许多改变，但是这是一种应急性的改变，虽然应急性的改变，值得肯定，但我们还是希望在未来四个月，能够一定程度，虽然说要完全做到要很难，要一定政府能够改变传统的一种思维模式和习惯方式，使这种应急性的改变，能够转化为一种体制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