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运和西藏问题引发的中西风波，给中国的国际公关提出了新的课题，北京安邦首席分析师、集团董事长陈功、旅法学者陈彦、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做客《听风录》，探讨在全球化的当今，中国是否可能培养出在国际上有威信的精英文化阶层，向西方发出客观而理性的资讯，以抗衡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精英培养应伴以内部改革
邱震海：这批精英到底是能够自发产生，还是能够培养，培养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情况，从西方的眼光或者西方的经验来看，具有国际地位的文化经营的产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在什么样的土壤上能够产生这样的精英？
精英产生需要更多公共空间
陈彦：陈功先生说的很好，他说最大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空间，一个是资源，这个实际上是把问题已经展开了，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恐怕不完全是培养出一个精英这么个问题，而是需要更多的空间，需要话语空间，社会空间，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应该是开放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有一批精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用其他的提法也好，我觉得精英提法本身也不完全是个很恰当的提法。
这个如果是按照精英的提法，有更多的社会空间，我们就是说从社会当中，他就应该能够产生出一些不同于官方立场的，或者是不同于民众的下层立场的声音，实际上多元社会是随着空间的扩大来产生的。
公共空间有助产生独立思想
陈彦：从这个角度来讲，精英阶层也好，文化阶层也好，也会出来了。
邱震海：我们今天看的情况并不是在于是不是要培养或者是如何培养，而在于培养的土壤是不是存在。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听听新加坡方面的意见，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员杜平先生。从新加坡的角度怎么看陈功先生的建议？
杜平：从新加坡的角度也好，或者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也好，我觉得应该从国际的角度看比较好一点，首先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看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中国确实是缺少能够与西方世界进行有效沟通的精英团体或者精英分子，不是没有，但是现在太少了。
西藏事件暴露中国精英困境
杜平：这次西藏拉萨事件所出现的一些国际反应，就明显的暴露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够促进大家朝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去思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中国确实并非没有试图培养一批与西方对话交流的精英分子，比如说60年来，中国政府就选拔一大批的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到欧洲国家或者美国去学习，上中学、上大学。
精英培养：不能以体制为核心
杜平：可是这样培养回来以后，又回到这种体制以后，他们一方面没办法施展，另外一方面约束太多了；所以总体上来讲，按照以这个体制为核心来培养一些所谓的精英的话，根本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现在，就是刚才陈彦先生讲的很好，有技术问题，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的话是不可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最恰当的比率就是足球，中国足球。
虽然少年那一批青少年派到巴西去，确实是可以培养，可是整个的中国的环境不可以，没有多少人去喜欢打足球，或者是群众基础太不好，所以就说你整个的环境不好，即便是拿回来，你学到技术提高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跟外国人竞争，这是很重要的。
乒乓球模式：全民发展人才辈出
杜平：我觉得中国跟西方交流，要学习中国的乒乓球，这样的话人才就辈出，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你无往而不胜，这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培养从目前来讲，陈功先生他们提的建议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估计他们可能，大概很多问题不敢，不太好很明确的提出来。
政府主导难以说服西方
杜平：实质上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刚才他已经讲了，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你是不是允许这样的人能够自由的、自然的产生出来，让他们自己本能的为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去发挥，而不是说政府来指导。反而是政府出面，或者是政府在背后操纵，都不可能达到说服西方的目的。
邱震海：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呈现日益复杂的一种态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文化精英来跟西方进行对话，但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和文化精英们集体失语。
一方面迫切需要培养这些懂得国际的文化精英，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似乎又难以产生这样的文化精英，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进行讨论。
首先我想请教陈功先生，刚刚您都听到了陈彦和杜平分别指出的一些问题，就您的文章的原始想法，所谓的培养而言，到底培养或者培育是什么意思？它应该是一种官方政府的行为吗？就像一如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杜平先生所说的培养外交官这样的一种政府行为吗？还是应该是一种放宽公民社会自由的一种自主的行为？
精英培养呼唤体制改革
陈功：刚才我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空间，一个资源，空间和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环境方面的东西了，所以说我同意陈老师的基本观点，这其实是一个环境方面的这种适度的放开，也是一种体制方面的改革。
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没有这种改革，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将来无法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以往的这种体制在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前，明显表现出了这种不适应。
陈彦：我现在想的是说，这个空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够涌现出一批有话语能力的，能够直接同西方对话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西对话：以何种价值观为基础
陈彦：现在我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应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可能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点之上来同西方对话的。
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说我们强调的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跟西方的价值观能否接轨？或者是应不应该接轨？进一步说，我们是不是承认普世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等这些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价值观？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观
陈彦：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批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文化精英，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甚至在西方说话有一定的话语权，得到西方的认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有普世的价值，在这个共同价值的共识基础之上，同西方对话。否则的话我们强调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的价值有的话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陈功：我倒认为这个不是必然的，充分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是存在的，他很重要的是一种阐释，而且这个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广泛。
普世价值被西方狭隘化
陈功：大家都注意到了，西方现在社会当中强调的普世的种价值，说白了普世的价值无非就是人权、民主，而且人权和民主被西方国家定义的非常非常的狭窄。
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压力，打着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要求我们去接受和承认。至于其他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所存在的，大量的这种文化价值方面的这些内容，我倒并不见得认为西方现在有充分的兴趣去听取，去接受。
有一个谁接受谁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我举个例子，可能是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认为达赖就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文化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语言系统能够被西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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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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