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49年9月底，中共地下党在中航的各主要部门，空勤人员、港九民航工会中，都争取到了支持起义工作的骨干，起义酝酿已渐成形。在飞行员李福遇单机起义之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曾经大为光火，但经吕明等人做工作，最终化解了一场风波。然而对两航上层的争取，却还没有最终落实，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对起义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

陈耀寰：当时上层的工作，陈卓林那边还是比较，比较好做，刘敬宜这个地方比较难一些，因为刘敬宜这个人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在美国待的时间很长，跟美国人的关系也比较深，作为他呢，对共产党当然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总是想办法好像要自己研究，搞起来。最后是通过何凤元做工作，和那些中层干部，都是中航公司的骨干，大家先签了名，请，请，请这个刘敬宜吃饭，跟他讲，最后跟他摊牌就是说，你不起义，我们也要走，要起义，希望你带领我们起义，直到他临走前的两三天才定下来。

马鼎盛：经过两个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两航从上到下参加北飞行动的起义队伍基本形成，起义核心小组决定，在1949年11月9日，组织一次有20架飞机参加的北飞行动，中航和央航各飞10架，打响两航起义的第一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央航只派出两个机组起义。1949年的香港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巢，要在虎口拔牙，牵涉人员众多，技术复杂，又不能走漏风声，这第一炮能不能打响，实难预测。

马鼎盛：1949年11月5日，两航起义行动指挥部成立，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负责人吕明、成员查夷平，搬进了九龙半岛酒店，坐镇指挥，11月8日起义行动就绪，进入了倒计时，对于所有参与弃暗投明的人员，是最最紧张的一天。

解说：就在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紧锣密鼓策划北飞行动之时，已经决心起义的秦永棠却在中越边境执行任务，他急切地盼望着召他回港的电报，却始终没有等到，11月8日，心急如焚的秦永棠再也等不下去了，他自行决定架机飞回香港。

秦永棠：明天要走了，那我怎么办啊，赶快，我想好了，明天走，北方下雪天，冷天，衣服都没有，香港热得要命，马上起来到香港去买羊毛衫，羊毛衫总要买一套吧，到北方。买了十条香烟，那时还抽烟，买了美国烟，最主要买了一副扑克牌，新式的扑克牌，塑料的，刚出来，我们喜欢打桥牌嘛，那时几个飞行员没有飞行（任务）打桥牌，买了这三样东西回来，7点钟叫我去开会去。

解说：11月8日晚9时，起义的前一天晚上，秦永棠参加了中航北飞人员准备会议，会上主要传达了北飞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北飞机组的航线安排，北飞机群一共12架飞机，其中11架飞机由中航陈达礼领队飞往天津，另一架飞机由央航潘国定等人驾驶，直飞北京。

陈耀寰：那时候也担心国民党的特务，把这个情报捅到台湾去，台湾飞机起来拦截。

秦永棠：最主要航线问题，几个负责人都是空军来的，他们考虑，哎呀，这个拦截起来怎么办，我讲，哎呀，我也不参加了，我给他讲了，何凤元主要干什么，发钱，他说2000块钱，机长、副驾驶都是一样，他说安家费。发了钱以后，他们讨论没完没了，唉，我就同何凤元讲了，到他面前讲，我讲不行，我出差两个礼拜，我说今天晚上老婆都不知道，家里好多事情呢。

我告诉我的副驾驶，我讲你回来告诉我，明天决定怎么飞航线，报务员，霍斌臣，我就跟他讲，我们要联系麻烦，要同北京联系，要同香港我们原来公司联系，要两套，这个频率不一样，我讲你要知道，而且飞机同飞机的频率，你告诉我这三样事情，我讲要飞，就不要怕死，要怕死就不要飞。

解说：11月8日这天，起义外勤骨干完成了留港飞机的技术停飞，并在驾驶舱内挂上“不得试车”的红牌，值勤员工连夜将成套成箱的备件器材，汽油、轮胎等伪装成货物装上飞机。

11月8日晚，陈耀寰没有参加北飞人员准备会议，但这一晚，他也一直处于紧张忙碌之中，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陈耀寰：你说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的，我们，我同住的那个飞行员，也是驾驶机的机长，叫张镒，他是贵州人，跟我老伴是同乡，那么起义的前一天，他去开会回来，就在客厅里面，要画地图，那个桌子没那么大，就铺在地下画，那么我们就帮他忙，给他递尺子啊，就他画，画地图。他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其实那时候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他甚至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个地图画好了，我叫我的夫人，送两条香烟给那个人，那这下我估计他是知道了。

解说：画完飞行地图已是深夜，正当陈耀寰紧张等待天亮之时，他却遭遇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陈耀寰：早上4点钟，我的老伴说是要生孩子了，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到隔壁的医生家里借了一个电话，叫了一个出租车，就把我，我就先把我的老伴，送到那个留产所，就是11月9号早上，送去了以后，我就赶到机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