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会群：法制落后致“私了”医疗纠纷盛行

2012年05月14日 10:17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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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鑫：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因为我呢，是以经历者来谈一下感受吧，你比如不管我们在这个医院，发生了治疗不满意，还是出现了一些致残的现象，还是最后病人出现了不愿意接受的这种结果，那么作为家属来讲，他是这样，可能他会认为我去鉴定，然后再加上调解，再加上去法院起诉，这个事情地方可能我们程序设计比较繁琐，并不是无路可走，但是只是说这个路他觉得太繁琐，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跟你这个医院去谈，那么作为我们院方来讲的话，这几年大家有一个想法叫什么呢？叫花钱买平安。好，我跟你谈没问题，你说多少，50万。说你给我50万，我就什么都不管，我就走人了，那我给你50万，你拿走就完了，但是我想要这50万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可能跟你院长谈，你不接受，你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不能给你，首先谁的错误我们还没有谈好，那么他可能采取比如说，我摆一个花圈，我就不让你看病，我把门挡着，病人你也别进，这种实际上医闹，它有这种问题在里面。那么这个出台对于医院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医院的这些主管，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个平台，比如说你跟我谈，你说给我十万，我说规定了，一万之内我可以给你，十万以后你必须走第三方，你不要再跟我谈了，实际上对医院来讲是一个保护，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医还是患，双方各说各的理，我都可以理解，完全都可以理解。

宋中清：我认为这个医调委，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医调委干的是谁的活，如果是干卫生局的活的话，那卫生局它为什么不出来干这个活，现在医调委来调解，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八个字，事实清楚，责任分明，那这个事实清楚和责任分明，谁来查清事实，谁来分清责任，这都是一个执法的过程，并且我在目前看到的一些报道，说一些地方的医调委，它超过这个数额的，马上要推到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它本身就是，医学会这个范围内，按照《医疗处理事故条例》这个程序来鉴定，你鉴定来鉴定去，你不是法律上的责任，你不懂法，因为你这些鉴定人，都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法律学者，那你怎么能来鉴定法律上的责任，所以事实清楚和责任分明，医调委它办不到，所以说我认为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也替代不了卫生局来执法，真正来解决问题的，还要来启动我们的执法程序。

陈晓兰：我觉得这个对医疗科技发展，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打个比方，在外面解决，医院里面如果是医生，医务人员的责任，或者是技术问题，这样的话就是和稀泥一样和掉了，我觉得对事情没有什么，我不赞成这样，我觉得应该有患者协会，患者协会可以来源于各个方面的人，其他国家都有患者协会，患者协会里面制定出来，患者的权利，像美国，就是全美患者协会11条，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哪一条，哪一条。

邓利强：我非常赞同有患者协会，为什么？因为患者的权益确实需要保护，但是现在大家争来争去，我问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解决，是不是无解了？好，法律也不行，鉴定也不行，怎么怎么都不行，调解委员会也不行，怎么解决？所以我们想要说的，就是柴会群这样的知名记者，那么有没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头脑，我们确实鉴定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是去否定它，推翻它，还是建设性地解决它，这个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来关注。

柴会群：我觉得我们所谓的第三方，恰恰推翻了我们应该完成的制度，为什么呢？第三方，法院是最好的第三方，所有的医疗纠纷，我觉得如果能正常，在法院程度上解决的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不会有这么多杀害医生的事件，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法院失去了它应当有的公正，在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之下，甚至我们的法律也失去了公正。那么使我们的法院，失去了基本的公信力，迫不得已，没办法，才出来了这么一个第三方，然后在出台了这个第三方调解机制之下，把我们的医患纠纷，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相反走法律这条路的人就更少，那么我们的正路就给堵死了，反而出了一条旁门左道。

邓利强：这是和法律不矛盾的。

现场观众：我是之前从医院辞职，然后又干了和医疗行业的相关工作，去年我在医院做了手术，所以说在之前相当于我是医生，然后现在我是患者，所以我非常理解这其中的事情，在去年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我很痛苦，作为患者的这个感受，真的太痛苦了，但是事实上，后来之后我就开始理解医生，也慢慢开始理解医生，大家真的是刚才，吐了非常多的苦水，但是我觉得在改革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先要改良，很多的时候，改良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从医院体制的问题出发，来给医生和护士合理的排班来保护医生的一个，来降低医生的一个劳动强度，来降低他的劳动风险。比如说，或者是医院前台的接待部门，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挂个号都很痛苦，因为挂好那个人，为什么就不对我微笑呢，或者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我们在大街上碰到的两个人，还会说一声Hi，所以说这种感受，就是在一个患者，从进入医院到离开医院，他的情绪是累加的，如何让他这个情绪在医院内部，就做到逐次分解，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可以降低医疗风险的。

现场观众：我想补充一个新的第三方，其实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然后欧美解决医患关系，在100年前，它们就在医院引进医疗社工，医生和患者为什么无法沟通，是他们缺乏桥梁，那么我们医疗社工就去做这个桥梁，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沟通，那么沟通好了，我们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那么我觉得卫生部不仅仅说我要严打，我还要治打，港台为什么医患纠纷会比较少，因为他们医疗社工比内陆要发达，其实协和医院在20年代一开始，美国建立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社工部，但是现在逐渐发展没有了，那么据我了解，目前国内只有北大人民医院有一个初级的社工部，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工作的专业学生，还是一个中国内陆的公民来说，我希望医疗社工能在中国大陆推广。

现场观众：其实我也是一名普通的临床医生，医患关系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才那位同学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沟通的环节，是非常好的，但我想提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沟通这个形式存在的同时，我们要真诚，为什么刚才那么多的患者提出来说，质疑医生怎么样，或者是在鉴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医生要真诚，患者要真诚，我们要拿出自己的这种真诚出来，我想很多问题不是那么难解决的，不仅仅是设第三方，或者是设沟通的问题，而是我们人心的问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就现在的医疗改革来讲，可能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关注的不多，但我想说的就是，尽早地去把经济和我们的工作量去脱开吧，一个医生他的经济收入也好，地位也好，不应该是以他的，能从病人那儿挣来多少钱来衡量的，早一天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医生才能安下心来，去真正地去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看着病人的钱，不是看着病人的病，而是去看病人的人，我们是看病的，更多的时候是去看人。

胡一虎：每一个人您的发言，我相信都对我们未来的医患关系，是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帮助，但是必须坦白说实话，今天这集节目，是我主持《一虎一席谈》来讲是最没有资格发言的一次，因为说实话，大家都知道我是在香港和台湾长大，成长的，所以内地的医院到底是什么样在进行，如果你真的，境外的观众朋友，你没有实际去到内地的医院走一走，你没办法了解，为了这次的节目，我特别没事就跑到医院去拍摄，所以这是我拍摄的照片，大家觉得很奇怪吧，这是什么照片，很普通吧。但是对，如果您在香港跟台湾人觉得是，这是不可思议的照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原来在内地的许多医院里头，包括你要办院，要住院登记，包括所有的细节，医患之间都隔着一个玻璃墙，对我一个在港台长大的人来讲，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里没有墙，那里没有玻璃。但是我知道，在过去，在小的时候，可能也是有的，但是我知道要把这个玻璃墙，把它拉起来，是需要把刚刚所有人的一些建设意见都一个一个地落实起来，这个医患之间的玻璃墙，一定会拉开。但是我想在我们吐苦水的同时，不管是为医生，为患者也罢，我要特别特别说出一个感想，与其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吐苦水，为什么不从在境外的例子，你在台湾，你在香港可以发现，很多患者的家属主动当义工，自己在医护人员的旁边，帮忙帮人端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吐苦水，如果你真的是医生的朋友，医生的家属，患者的家属，患者的朋友，有空到医院去当义工，端杯水在大热天当中浇浇水给病人，端上一口茶，我相信会让医患关系会好一点，清凉一点，急躁的情况会缓和一点。祝福大家，祝福中国的医疗事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