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中国经济缺乏动力 亟需加速改革

阮次山：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关系？因为美国有的媒体在讲，因为我们是刻意的把我们过去对于结构性的投资放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年底的数字就放缓，这有关系吗？

黄卫平：我想有一些关系，他是这样，从主观上，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一个飞快的速度，可能他并不代表经济很健康，所以如果您要仔细听，领导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比如习近平同志到美国跟奥巴马在会谈的时候讲，我可以快，但我现在要的是转型，因为弓拉的太慢，转不过身来。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也反复强调，我就是7.5，实际他由领导人主观上，他不是想特别快的速度，要把什么呢？要把转型调整搁在第一位的任务上，我想这是第一。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现在主观你要放慢速度，但客观你真的也没有很强的，像过去那种动力了，而且从政策角度，也是相对来讲有点麻烦，为什么？我们常说，中国是三架马车，如果是马车的话，他就得有动力，而且轮子运转得均匀，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三匹马他没有劲，而且你两个轮子是政策，一个财政政策，一个货币政策，我们过去说用宽松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发展，提高民生，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好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

但是把他放在车上就有问题了，如果一个轮子朝前转，一个轮子朝后转，这个车他就不太好走，所以我有时候说，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是三匹马没劲，两个轮子一个朝前转，一个朝后转，他不协调，那怎么能让他有劲又协调，你就必须要转型，必须要调整。

实际从动力来讲，第一，外贸，实际他不可能在全球没有很好复苏的情况下，你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这个不可能，第二从投资这个角度，四万亿的阴影挥之不去，现在确实你也不敢在进行那样子的一种靠几万亿砸下去，几点零，你把他拉起来，所以大家都看说是消费，应该是带动经济，但实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短期动力，只有创新才是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其实从消费这个角度看的话也有问题，其实中国的消费，今天的数字告诉你，去掉了通货膨胀，我也达到了11%以上，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很少的，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其实想一想，我们这个中国，93年才取消的粮票，但是到了这个世纪，人人为减肥在发愁，我们在八十年代买辆自行车，恐怕还要排队，要走后门，要凭票，现在大街小巷被私家车堵的死死的。

同时在八十年代，小平搞房改的时候，全国城镇人均居住四平方米都不到，现在37平方米以上，就这样一种发展的速度，我讲的是消费的发展速度，应该很快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再快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说外贸，外部环境他不可能让你很快的发展，投资有四万亿的阴影，你又不是那么敢放开了干，消费已经很快的情况下，你还感觉经济他缺乏动力，这事就比较头疼了，所以我有时候考虑，是不是中国传统的动力，应该说逐渐逐渐显现出失效，而新的动力转型城镇化还没有就位，处在一个动力相对真空的阶段，这个事他就是确实不好办了。

所以我想说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深化改革的决定，如果从我的角度从经济学来判断的话，他实际是什么？是摒弃了凯恩斯那种需求管理，重新回到邓小平以改革促进发展这样一个路上来，再换句话说，就是传统的三架马车这个动力，现在有点不给力，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改革，给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找到转型，找到城镇化新的动力，而目前的情况比较尴尬，就是我说的，传统动力不给力，新型的动力没就位。

这不光是13年，我看14年这个大趋势恐怕一时也改不了，因此13年的速度，我觉得是蛮好的，14年的速度，要我判断，依然不会很快。

阮次山：您刚才也讲，我们中央李克强总理说，要维持7.5的成长，现在我们7.7，从这两个数字比较的话，我们是能够说是现在是超出我们的想像，还是说我们的成长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黄卫平：我的感觉其实中国经济的规模有多大，实际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我问过很多人，你们感觉国家统计局这个数，就是比如现在讲56.88万亿，也9.3万亿美元，咱们要说起人均来，按年底的汇率算的话，你也六千八百多美元了一个人，这个数他们说不信，很多人说不信。

我说那他是说大了，还是说小了，肯定说大了，我说其实由我这个角度看，我还不是这个看法，因为中国有两个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不大说得清楚，第一就是中国的地下经济有多大规模，实际谁也说不清楚，这个王小强，你们知道，就是原来体改所的老副所长，他做过一个研究。

说中国的灰色收入九万亿人民币，这算起来很大了，这是一个说不清楚，就是地下经济有多大规模。

阮次山：他还不纳税。

黄卫平：说不大清楚，第二实际还有一个说不清楚，就是中国的服务业，他创造了多少新增价值，由于我们这个税收体系和估算的体系，你还是说不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恐怕从国际统计局来讲，他也着急，因此他现在不断的在调整，来修正这种统计的体系，最终我想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但是能够看到的是，全世界人均收入六千美元上下的国家是蛮多的，但是真的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人人为减肥在发愁，私家车把路堵得死死的，人均居住，你竟然已经超过了韩国的居住面积，实际现在中国城市的人居住，其实我想他们并不羡慕香港人的那种居住环境，那个居住面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如果没有新增财富，怎么可能有这种巨大的这种生活的变化。

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我就想说一句，只有当我们的统计局把整个的这种估算和调查的体系更加科学了，恐怕中国这个GDP的数字，或者说我们叫新增财富的数字，你才最终应该说比较靠谱，现在说起来，我总感觉要我心目中讲，就是实际的要远比他说的那个数要大。

阮次山：黄教授，我们这一轮的GDP的这种的缓慢的成行，跟我们人民币在过去这么一年至少升值了3%，最近有人说会破6，从很多的社会人士角度，这是心惊肉跳的，跟人民币的升值有关系吗？

黄卫平：这么讲吧，实际有的时候，咱们说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会有比较大的冲击，这个是从经济学角度一直是这么分析的，但从实践上他不是这样，我们2005年7月21日，放开人民币汇率他可以浮动，但是大家看到的是，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可是你的外贸，就尤其出口，第一增长很快，第二顺差是减少，但是没有减少很多，是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反而造成什么呢？大量的顺差再加上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之后，第一你外汇占款不断的增加，实际第二，逼得你人民币也不得不升值。

但应该从另一个角度，不是从外贸的角度，你换一个角度考虑，升值肯定会有影响，不说中国，我们说日本的话，日本在1975年，一美元兑换360元，到1985年，一美元兑换240日元，可到1995年一美元对80日元，这个升值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他1985年开始被，在广场协定，整个七国压着他升值之后，您突然发现，他85年到86年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金融泡沫，到87年，房地产的价格，就翻了三番，就三倍了。

结果到了88年，房地产的价格到头的时候，就拖不住，就用各种的金融办法，拖到95年，最后一崩盘，对他的经济的打击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十年八年能够调整过来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人们总是把人民币的升值盯在外贸上，我没感觉这件事情是很全面的，应该说除了外贸他更多的是对你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冲击。

实际有时候我这么说，你比如现在是一比6.1，人民币跟美元，大家都是要说破5了，那好，我现在拿着一千万美元到北京来，我换成六千一百万美元，我拿出一千万在北京，我买套房这个事可以，等将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一比五的时候，我把我这五千万人民币换成一千万美元我走了，我是一千万美元进来你中国的，又是拿着一千万美元走出你中国的，可我在中国有套房。

这套房谁送给我的？所以这种的升值，你如果从，不是仅仅局限于外贸，局限于整个的宏观经济，甚至局限于整个社会生活的话，升值对于一个整个的经济体来讲，冲击绝对不是个小事，因此一定还是那句话，主动渐进可控，就是当年温家宝总理对于整个汇率，他的这么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黄卫平：世界经济大转型中国曾有两次机会

阮次山：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人民币说要破5，还有要不断的升值，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是有外在的压力。

黄卫平：这个外在的压力只能靠转型和调整来解决，如果咱们这么讲，因为我们国家说实在的有两次，你可以讲是机会，同时在机会当中孕育着相当大的矛盾，第一次实际是97、98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大家回忆一下东南亚危机之前，很少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那次东南亚危机本身摧毁了整个东南亚的生产体系，可东南亚当时是世界经济的外围，而中心欧美，人家没有事，定单、需求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