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中国法律不应设“多重标准”

核心内容：阮次山：所以这个就是公信力，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些特殊的单位，警察、武警、军方要自我约束，一定要有意识，就是我不是特殊的，国家给我特权，可是在我要珍惜这种特权，而不是滥用这个特权，更何况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打仗期间，军方的车子到机场上面，你有什么急的比我还急，你有什么公务要执行，不外你想用你的特权早到罢了，所以我觉得法律现在对我们来讲，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法律我们执行不够严格，我们把守法的公民分为好几类，比如讲，我在北京的鬼街，他们上面摆摊子，你可以看到很多卖烧烤的少数民族的人，他对旁边的人，经过的人买烧烤，你不买他就骂你，人家还是用英文来骂，我有一次就问一个在旁边的民警，我说你这不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不买，这个人骂他，哎呀，人家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就可以违法。

凤凰卫视1月4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茵：阮先生，您在国内也待了很多年了，通过您的切身体会和了解，对于国内目前这些现有的法律和一些新的立法，您觉得现在还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阮次山：我认为我们对于法律目前存在一个症结就是，法律好像不是为每个人设的，在法律前面不是人人平等，我们再说交通法规，你现在在北京，在一个大城市经常可以看到挂武警牌跟军牌的车子横行直撞。

梁茵：这是公众非常厌恶的一个行为。

阮次山：对。每一个路旁边都有一个备用道，你经常看到前面一个军牌的车子过去。

梁茵：所谓特权说也可以走这些道。

阮次山：在北京官又多，军人又多，军车又多，所以他们就会对一般的车形成一种不正确，而且错误的示范，他们甚至可以里面挂警笛，所以最近中央军委就下一条，不准随便响警笛，不准超车，不准违规，目前，我们的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当然如果在战争期间，我们都有这个意识要让道，在警察办案的时候不用说我们要让道，救护车执行公务我们要让道，可是这种让道的行为，你这些救护车也好，警车也好，自己要率先以身作则，什么道理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警车是平常看也亮警灯。然后他也响警报。

梁茵：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救护车，因为在堵车的时候响了警笛，但是没有社会车辆让路，使得病人受到了伤害。有的很多社会人员就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拉了病人，平时没事的时候你响警报。

阮次山：所以这个就是公信力，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些特殊的单位，警察、武警、军方要自我约束，一定要有意识，就是我不是特殊的，国家给我特权，可是在我要珍惜这种特权，而不是滥用这个特权，更何况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打仗期间，军方的车子到机场上面，你有什么急的比我还急，你有什么公务要执行，不外你想用你的特权早到罢了，所以我觉得法律现在对我们来讲，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法律我们执行不够严格，我们把守法的公民分为好几类，比如讲，我在北京的鬼街，他们上面摆摊子，你可以看到很多卖烧烤的少数民族的人，他对旁边的人，经过的人买烧烤，你不买他就骂你，人家还是用英文来骂，我有一次就问一个在旁边的民警，我说你这不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不买，这个人骂他，哎呀，人家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就可以违法。

你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国家是两套法律，有一套是对一般人，这一套法律是不能对少数民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一年里面有很多的中央的规定是给社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要普及下去不说，要广泛的下去，比如讲我们中央政治局八点规定昨天也讲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养成，尤其从今天开始，其实我们可以提倡今年是一个法制文明的教育年，我们一年一年下去，从小学生、中学生、然后从社会的普及教育开始做。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法律如果碰到各种的情况，比如讲，如果我们法律碰到，以后他为了怕你套牌，假冒牌照抓他，他用军牌你怎么办呢？我们军牌乱发又怎么样呢？

梁茵：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交通上的一些处罚，其实我们还处于行政法规，可能是真正的这种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是有一段距离，或者说严格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有一些真的涉及到人的生命财产问题的时候是可以规矩到刑法里面去？用刑法，用这种更加严格的方式来控制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阮次山：当然。比如讲我刚才说了一个行人不应该在高速公路走，单车不能到高速公路上面走，如果你被人家撞了，你怎么可能是那个撞得人有问题，我没有告你已经好了，如果你在上面我撞了你，影响我的汽车，我可能要紧急刹车，影响我车子安全，我应该告你的。法律约束的不是说你弱势群体或者强势群体的问题，在其他的国家。

梁茵：应该是谁违法就制裁谁的问题。

阮次山：负法律责任，你违法了，你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地步，就不能怪别人，所以过去两年以来，在这些方面我们不知道制造多少纠纷，不知道多少驾驶人在这个方面吃了暗亏。

梁茵：好像我们总有一种法外之情的这样一种说法，除了法律之外，似乎要考虑到一些人情，我们习惯上能够接受，文化上能够接受的这种情感的东西，您觉得怎么来区分这个？

阮次山：法律有一个基本哲学，就是法律不外乎国法跟人情，有法可是也要叫情，法跟情需要界定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讲，两个人的争执都在相同的基础之上，你就要用法跟情来做判断，可是这个情字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你说这个人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人如果严重违反就侵害到另外一个，也许是弱势群体，也是是正常群体的人的法律权利跟尊严，所以你不能说法律是国法跟人情的综合以后，这个情的部分是凌驾于国法之上，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后逐渐要从各方面去体会到一个文明的社会，法律的概念要凌驾于道德概念之上，你要一般人有自律很难，比如讲，像半夜三更在交通路口过马路，红灯一亮你停不停，你人走不走，以前我们不是说中国式的过马路，一看左右无人就走了。

这个就是你在法律的规范之下自己有自己裁量的空间，可是这个裁量的空间习惯以后，中国式的过马路就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你用自己的判断，红灯一亮看那个车距离我还有一百公尺，我就跑过去了，你跑过去以后被人撞了谁负责。

梁茵：其实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以后也已经入乡随俗的学会了中国式过马路。

阮次山：对。我觉得其实是考驾照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强调，规范一定要强调，法律一定要强调，比如讲，我们这边常常看对方来了一辆车子，距离我们大概只有一百公尺不到，我们就看谁先左转，汽车是执行的优先，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可是这边是谁狠谁优先，我认为今后，因为机动车的执法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空间，我们思考的空间是一方面有法律，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警告、重罚。

梁茵：其实在教育上面，我想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中国人的素质不好，很多习惯难以改变，其实有一点我是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其实有些习惯就是养成的，比如说排队，以前我们会发现中国人上公共汽车，买什么东西都不排队，但是现在经过不断不断的这种强调和教育，我们现在在公交汽车站看到大家也是能够依次排成一个很整齐的队在那里站着等车。其实可以给公众一些时间，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根深蒂固就是我们素质不高的问题。

阮次山：一方面素质是养成，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有没有安全感，比如讲，公交车一来，几号的公交车是在这里停的，可是前面也许有一辆已经停在那里，占在应该停车的位置，好了，本来排的好好，一涌而上，大家就看谁先抢，这个很普遍的，为什么会造成呢？因为过去不排队习惯造成的，我认为能够在这种社会教育人群的习惯最可以养成的还是罚款，还是重罚，重罚习惯完以后，你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是圣人，重罚的习惯以后，他就养成守法的习惯。

梁茵：政府或者相关的部门也能顶住这种压力，因为有时候确实是，我们老说中国老百姓的口袋还比较的空，一罚款罚的特别重的时候肯定会挨骂，你们抢钱，罚这么多钱，可能要顶住一些压力。

阮次山：顶住这些压力不说，我们还要执法人的权威要树立，你看这两天有人说，有一个人喝醉酒在天津跟交警打起来，因为有另外一个交警拍摄像在取证，这个就是我们执法的权威，在西方国家，警察抓你他需要取证吗？把你抓了以后是不是相信你哪一个人对和不对，法官来做决定，法官90%是相信执法人员，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法制社会要养成这个习惯，当然有可能有不好的执法人员，可是不好的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另外一个法官来处置他，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大家上上下下政府机构也加强教育跟宣传，我刚才说的不太重的处罚的部分，我们重新考虑在人大明年开春要立法的时候，加大罚则，加大处罚的力度。

梁茵：谢谢阮先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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