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房地产泡沫化危机不只存在于大城市
阮次山:您觉得问题在哪里?我们从国内的角度带看?
黄卫平:从国内角度看现在说法很多了,刚才咱们外需是一个说法,外需说不足,所以我一直97、98不好为什么你好,08、09不好为什么你好,一是内部工作做得好,从现在的情况看有大概几种说法,一个说经济现在进入了自主收缩阶段,那意思就不好弄了,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因素是结构造成的,还有说法是周期因素,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讲过,说我们正在转型期间,转到一半还没有转过去,外部环境出现的重大的变化,所以我搁在这了,这都是种种的说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自主收缩,究竟为什么收缩,实际自主说的是现象,没有找到它的原因,结构性的因素造成现在的问题,结构性因素不是今天才有,过去就有,我们现在转的是这个结构,所以应该说结构性因素过去就有,现在还有,可能未来也不是没有,它说明不了现在特别困难这个原因,有时候我感觉还是得从自然的规律,经济的规律来看问题,经济是有自己的规定的,有50年一次的大的潮起潮落,我们管他叫长周期或者叫长波,这是原来苏联人康德拉耶夫找到的,另外有10年一次,我们知道中周期中国,这个或者叫尤格拉、朱格拉看法文第一个字母怎么发音了,马克斯也讲过十年一次这样子的周期,有衰退,有箫条,有复苏,然后在起来,还有个短周期,40个月一次,那是存货造成的,如果大家回忆一下中国经济的话,你会发现08年的第二季度是两位数增长,第三季度就掉到9,这个时候大家说没有问题,第四季度掉到6.8,接着09第一季度6.1,一下子我们断崖式的跳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4万亿当时出台的背景,面对这种情况谁恐怕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那个时候是断崖式的跳水,那个情况下要分析的话,我记得我08年的暑假在浦东干部学院和咱们国家特大型企业的负责同志探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把存货这个问题挤出来了,11月的时候总理就已经讲,中国的存活严重的超水平,如果这样的话,算一下,08年年底到09年第一季度是最低谷的时候,40个月一个短周期,09一年,10年一年,11年一年,实际算下来就已经30多个月,你在今年在加上,我想大概就真的到三四月份,所谓PMI到53点几的时候,实际存货就开始堆起来了,存货堆起来短周期必然就会有影响,现在的阶段你就没有办法,你属于消化存货很难,消化存货跟你进行生产的正常的周转不一样,所以现在难我想大概是综合的因素。
黄卫平:外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说自主收缩是个现象,说不清楚原因,结构肯定有因素,但他不是今天才有个因素,周期因素恐怕还真的是起作用,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叫他天灾,自然规律,另外一个,从政策这个角度,去年的政策是宽松的财政紧缩的货币,一个发力往东,一个发力往西,如果本身我们说一个经济的战车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财政的轮子才支撑着,一个轮子是货币的政策在支撑着,一个轮子朝前转,一个轮子朝后转,显然这个战车的平稳是不利的,有人讲怎么能这样,我说实际从经济学的角度和经济实践看,政策的搭配是可以的,一宽一松是可以的,关键在执行,因为大家可以想想,一个政策往动一个政策往东有一个交叉点,必须老站在交叉点上这个叫做均衡,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这个太难了,如果做不到位的话,就不能维持均衡,就会出现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跟你要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你的赤字财政,拉动的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你本身但供给不变的时候肯定就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物价上去了,这个时候如果生产跟上没有问题了,可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实实在在把生产限制住了,于是就出现去年56789那时候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物价在被拉高,生产在被压低,实际你物价拉高应该说从哪个角度他也是供不应求,你生产跟上解决问题了,结果在那个情况下,财政政策把物价拉上去了,货币政策把生产限制住了的,最后结合在一起出现很难的一个状况,我想这种政策实际在今年4月份大家也认识到了,而且财政没有宽松,地方财政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货币也不能在紧缩,几次降准,同时降息,加大流动性,实际加大流动性是一方面,你有流动性,企业借钱不借钱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有流动性不借钱,用经济学的可能你就要掉到流动性陷井里面去了,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从现在看,我想分析的就是一个周期因素在这摆着,一个政策的执行没法永远在均衡点上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影响,在加上外部环境和结构转换一半出了问题,这样子的情况总的来看就变成我们刚才谈,您说的那样子一种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这么个状况。
阮次山:我们继续和人民大学的著名的经济学者黄卫平教授来分析最近我们在经济上所遭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黄教授,刚才您也提到,经济有时候有一定的规律,可是那种规律是不是在完全市场经济之下产生的自由规律,可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很多不是完全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会不会因为我们决策性的错误造成目前的这些很多说不同的状况。
黄卫平:决策性实质从中国经济的大背景看,决策应该说没有问题,从战略上没有问题,如果咱们这么说,即便是中国所谓模式问题看下来的话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模式有问题,指导思想肯定不对,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指导思想,不管你是改革开放也好,还是现在的科学发展也好,你不能说这种指导思想有很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实际很大的层面上,我觉得在执行上不是很容易,这么讲,去年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不仅仅是温州、鄂尔多斯,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搞高利贷,2010年咱们把资金从实体经济抽出来干房地产,2011年把资金都抽出来搞高利贷,一般的高利贷这种横行的情况对经济是非常不利,也可以这么讲是一种没有明天的感觉,在赌今天,这个对经济肯定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从我们现在很多人说4万亿这种决策是错误的,我刚才讲,你经过一个季度的过度,一下子就从两位数要到6点几,因为中国经济的规律,过的十二叫过热,掉下7叫过冷,恐怕任何人也不能够坐视不管,要从决策这个角度,4万亿本身出题来使得经济推高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决策的科学程度,而科学程度本身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战略的大决策的问题,就是方向性的决策,我没感觉出现了大的纰漏,但是像这种情况4万亿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这件事情是有点问题,或者咱们这么说,他有很多的更科学化的空间可以去努力,比如像美国,大家看到人家QE3第三次量化宽松,讨论过一年了现在也没出台,奥巴马刚刚就任的时候就说了我要给穷人减税,富人加税,但现在他要下台了,也依然还没有动,都在讨论反复讨论,反复研究,而我们恐怕有些做法出台是不是存在着仓促和不太科学的地方,我想这个大概是可以探讨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地方本身来执行中央这种政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他有他的做法,这个可能对地方来讲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放在大盘子里边是不是合乎时宜,这真的也是值得考虑的,因此从总体看,我觉得大方向确定没有问题,最主要的层面在执行层面,因为如果政策本身制定就有错误,推导重来,这事挺有问题的,但如果是执行出问题的我们是可以纠正的,所以你要真的推导重来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对中国而言恐怕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纠偏,把执行中间的失误一一纠正过来,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我总觉得渐进,而不能够一种断裂式的做法,恐怕对中国经济更有好处。
黄卫平:退出机制必须考虑但更需要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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