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终遗言 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武振元（王世英身边工作人员）：当时康生是在苏联，他负责中国党的问题，他负责任，但是斯大林、王老跟我讲过的斯大林肃反呢，把咱们派去学习的那些干部杀了好多，为什么呢？斯大林问康生，他在那负责那个，问康生说这个这部分人你都了解吗，这个康生回答呢，说不了解，所以斯大林在肃反的时候杀掉不少。

解说：这些人都是王世英的同事，当他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感到万分震惊。

王敏清：处死之后，侯志就他老婆就跟我父亲告状，因为都是我父亲下面的部下上海，就说康生在苏联把武胡景害死了，很冤。我父亲听了话以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和康生就斗了很多次，说都是好同志，说你怎么这么做，就处死这个问题，当时我不知道，康生跟我父亲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就告诉侯志，康生说不知道，后来侯志说他胡说八道，他就在莫斯科，我看见他在莫斯科。

武振元：这个问题上，王世英就一直跟他说康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问题王世英从哪这个消息得到，因为他那个时候地下消息比较好，他是从做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反映回来的。

王世英同事屡遭康生迫害 整风中被诬为叛徒

解说：尽管康生不承认，但是王世英对康生的质疑并没有结束，并一直为这些人和家属讨说法。1938年春在延安，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而刘雅洁正是在苏联“镇反”中被害的贺昌炽的妻子。

王敏清：在苏联的时候康生把她丈夫打成特务，搞死了嘛，他老婆又到延安来了，所以把他老婆打成叛疑特嫌，特务嫌疑就把刘雅洁就赶出延安，开除党籍赶出延安。

孙洪飞：王世英就说我用党性担保她没有问题，当时不只有他一个人吧，认为她没有问题，可是还是不行，康生还是要这样搞。

解说：一年前，王世英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后，中央决定他留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先参加了王家坪军委的学委工作，以后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任务，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康生身兼中央总学委副主任。

孙洪飞：极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投其所好，看毛主席的所好，所以他对白区，王世英在白区工作，他的手下的一些人回到延安，他用极左的眼光看这些人，他当然对这人要产生怀疑。

武振元：他们俩这个就是在政治上，对一些人员他是闹得很厉害，做地下工作的好多同志，应该都是些好同志，应该是重用的，结果是他都说是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的，所以他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斗、吵都是为这些问题。

解说：王世英是总学委中的一员，当时很多当年在王世英手下工作的老同事都跑到他那里告状，王世英渐渐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儿，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并没有怀疑。因为1938年他从白区回到延安时就已被审查过了，但是他从纷乱的案件堆里，从一份份的证明材料里发现有几位曾是自己领导的同事，被人证明是叛徒、特务。

武振元：康生极力的想拉他，这个我有时候也纳闷平时看着这么好，怎么一闹就吵起来，王老好像说过一直，他老想让我跟他统一一个说法，他说那不行，我有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中央反映，我把我知道的，我得跟中央说清楚。

解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组者》的报告，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

王敏清：为什么叫抢救，你失足了，你失足变成敌人了，你是特务，我要求抢救你要坦白，我是抢救你，说的多好听呀，和文革一样。

解说：1943年下半年，一个特大新闻在延安曝出，王世英给中央写信反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他在信中指出整风运动由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开展，已经开始向过左的方向发展，一大批好同志受到打击迫害。王世英所在的支部里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过他调查核实并不是事实。在别的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里，有的单位竟被抓出1000多个“特务”。

王敏清：我也接触过，1942年我十三岁，十二岁、十三岁，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后来1942年底到延安中学去了，我们班上因为那个扩大化非常厉害的，很多地方互相咬嘛，把你逼着往死里整，上课就刑罚，就乱咬的，我们班上，我们这十来岁的人也有的被打成小特务。

解说：运动已发展的过左，大批人员被错整，在一次支部会上，王世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的人目瞪口呆。

王敏清：你搞的太过火了、太扩大化了，剩下一个单位一半人，过半数的人都打成特务。

解说：王世英决定再一次挺身而出，当天晚上他在灯下奋笔疾书，两天后，王世英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说运动已发展得有些过“左”，请中央纠正，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六人申诉。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让王世英把党票收好，并把周峻烈自己承认是特务的材料附了一份给他看。周峻烈的案卷材料记载着，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和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据此专案组怀疑周峻烈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对他进行审讯，周峻烈承认并说自己在1934年曾出卖了敌四十四师中的旅长、团员等党员。

王世英反复翻看了周峻烈的材料，证明他是叛徒的最得力的证据就只有这么一点，他心里更加有了底，便向康生复信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经过全写了进去，他写道张庆炎和周峻烈根本不知道四十四师有党的组织，所以不存在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又指出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不承认只有死路一条，这些同志被迫承认是希望避过风头，有朝一日还会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