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最好的顾问”贾拓夫死因谜团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

解说：贾拓夫在西工委的工作得到了组织认可，但这次调动，却和他1930年在西安被捕入狱有关。当时，他被叫去指认一个名叫王树的团支书的身份，为了保护他，贾拓夫只说他是普通团员。

姚文琦：这个王树以后就到了陕北，到了陕北以后，就向中央谈他怎样被敌人抓捕，捕的过程是个啥，谁来都指认过他，这个他的这个情况，所以其中就提到说，贾拓夫也指认他，说他是团员。所以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就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了，所以就把贾拓夫就调过去，当时说让他到西北局去当秘书长。实际上就没有让到西北局当秘书长，只给了一个副秘书长，这个就审查了。

全国大跃进热潮高涨 贾拓夫对经济忧心重重

解说：1941年，毛泽东在给贾拓夫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而此时，贾拓夫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赢得了普遍的尊重。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为主任，37岁的贾拓夫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兼西安市市长。

刘德海：5月20号解放，五天之内，西安市面上发生了三百多起打砸抢，再加上物价一日三涨。人力车夫在东门拉客人的时候，首先你把钱给我，钱给他以后，他赶快去买一个烧饼揣在怀里头。他把这个客人从东门拉到西门，手里这个钱只能买半个烧饼，那么这怎么办呢？就是贾拓夫就成立了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大量的运棉花、粮食、布匹，设立好多投放点，在同一时间把这些物资投放出去，低于市价，就把这些投机商人的价一下打压下来了，这个就是他很高明的措施。

解说：1952年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经周恩来的和陈云提出，毛泽东同意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由此，贾拓夫离开西北，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主任，分管交通运输、劳资等方面的工作。其后，陆续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务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立，贾拓夫被任命为副主任，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同时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根据秘书赵家梁统计，五年间，贾拓夫有32个月在外调查，行踪所及20个地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贾拓夫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张盤（贾拓夫秘书）：光强调重工业是不行的肯定，他应该有轻工业，只重视中央工业，地方工业部不重视的，只重视大工业，手工业不重视了。

贾虹生：他的这些观点被毛主席认同、肯定了。当时毛主席是批评地说，是用批评的口吻说你这个轻工业，你这个人头颅不长角啊，气不胜，中庸之道，程朱和平。

张盤：毛主席的《十大关系》啊，我认为很可能是同这个，他听了这个多少部门的汇报以后，也包括拓夫同志的这些汇报才形成了。

解说：1957年，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张致祥（贾拓夫秘书）：那当时呢，也有这么个问题，高指标就是左派，低指标就是右派，这个拓夫一再地讲，不能用这个指标高低定人的左派右派。他本来是一个工作研究工作，这个不是说你主张高你就是左派，你主张低就是右派，这个不能这样算。

解说：张盤回忆，当时很多部门要求划出5%的右派，他自己也很危险。

张盤：如果再下去的话，分左中右，有人把我划成中右分子了，大概是这样，但是贾拓夫是保护我的。他没有，没有他的同意不能有人来动我，他好像没有同意这个意见。

解说：1958年初，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他开始了马不停蹄地走访，每到一处，他话不多，但看得仔细，对各地的经济状况心中有底。大跃进开始了，到处是蓬勃的热情，西安郊区的农村也正创高产。

张致祥：十几亩地，七八成熟的稻子替下来，集中到一块地了，搁上大竹竿子，把这个稻子都架在上边一，不通风怎么办呢？搞鼓风机吹，夜间就用探照灯照，拓夫看了就说这个办法不行。

解说：1956年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入和过高的经济指标，让周恩来一再强调反冒进。负责经济工作的贾拓夫十分赞同，但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激烈批评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人受到严厉指责，贾拓夫也在被批评的行列。在地方狂热的经济建设中，贾拓夫仍然保持着冷静。

张致祥：我们住在敦煌县委，一个县委的一个管农业的书记陪我们到棉田里去看。说这一株棉花能有五十几个桃，说一个桃三钱，五十个桃呢就是五十个三钱了，很多了，是不是。我也农村出来的，他也是农村出来的，他懂。他说这一株棉花的呀就是大桃，三钱的桃啊，顶多有个五六个，其剩下的四十几个有的有一点桃，有的在尖上就没有桃了，哪有桃呢，你如果按这个办法计算产量呢，当然你这棉田产量高了，是不是，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科学。

解说：从敦煌棉田到玉门油田钻探队，贾拓夫对基层真实情况有了充分了解。

张致祥：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是讲1958年的农业产量是七千亿斤，拓夫不相信，有一个同志就说了，贾拓夫这你还不相信，这是上边定了的。

解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钢产量要到达110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而这一年，经历了前八个月的冒进式生产，钢产量也只有500万吨，贾拓夫等人都认为，要在后四个月生产600万吨的钢是不可能的。

贾虹生：我父亲跟冶金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讲，你搞这么多的钢，你有那么多的矿石吗？冶金部领导就讲，矿石的问题是我们冶金系统自己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不需要你们几位管，你能给我提供多少焦炭，我就能炼出这么多钢来，那就变成煤炭部的事了。煤炭部就提出来我们国家有的是煤啊，你只要能给我提供多少设备和铁溜子，就是传送设备，我就能生产出多少煤炭来。而机械工业部，就是说你能够给我提供多少钢材，合格的钢材，我就能生产出这么多的铁溜子。这球又踢到冶金部去了，所以这样一种循环造成计委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那么如果你计委认为是不可行的，你是“促退派”，人家各个行业都是“促进派”，谁也不愿意当“保守派”“促退派”，那么你计委就风口浪尖上了。

解说：贾拓夫是不可能扭转时局的，他只能不断在各种会议上提出问题，正在大家努力争取1958年钢产量时，根据各地所报计划汇总，1959年钢产量指标到了3900万吨，比1958年翻两番，贾拓夫忧心忡忡。

张致祥：土话就是这个样的话，大伙也都随着这个高起表态，因为什么，当时也都怕“右倾”这个帽子扣到自己身上呢，就是这样。唯独贾拓夫呢，他也不是说不怕扣这个帽子，我们两个跟拓夫闲谈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我向毛主席我不能说假话。

解说：“为3000万吨钢而奋斗”已成为口号，没有人能提出反对，贾拓夫也不能，他还要负责起草文件，编制计划。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之后，这个数字改为2000万吨，对外宣布1800万吨。贾拓夫在计委内部布置人做两手准备，做一个更低的1600万吨的计划方案。

张致祥：拓夫是一直的在讲，理解“多块好省”呢要全面，不要片面的光提产量，所以他不赞成高指标就是这个道理。

解说：贾拓夫的冷静并不符合当时火热的局面，大炼钢铁开始后，国家计委也炼钢，在后院架了小高炉，能搜集到的铁家伙也被统统用来炼钢。

张致祥：它那个宿舍的门是用钢板焊的，这炼钢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门拆下来进行炼钢。当时呢我们说这个钢，这个本来它就是钢，炼了以后还得做这个铁门啊，还是钢啊是不是，你这不是徒劳往返吗？

贾虹生：原来我们住在东城的时候，院子里边铺着砖啊，地下那个地砖啊，都是那种过去解放前那种进口的那种砖，可以当耐火砖使用的，所以当时我们要建炉子吗，四中要建炉子吗，铁炉子，我就说要起用，起出来一批这个砖去炼钢去，我爸爸制止了这不行。

张致祥：那个既然炼了钢了，钢是要用啊，要成才啊。天津有个发电机制造厂，这个设备上啊，有一个零件必须用好钢，这才能用。那么结果呢，我们跟拓夫去看了，就是当时所谓的好钢一压酥了，拓夫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记得现在还很清楚就是恨铁不成钢。

解说：1958年底和1959年1月，在向周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针对过高的经济指标，贾拓夫一再就具体问题提出困难。然而，大家都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

贾虹生：1959年春节的时候，四个主管副总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给毛主席拜年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是提出来关于指标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那好，我准备修改总路线。那么这个指标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党的总路线的问题了，就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李富春同志回来以后，就跟我父亲打过招呼，以后不能再提这个指标问题了，这是路线问题了。

解说：最终，1959年的钢指标将为1300万吨，然而这仍然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这一年四五月的计委党组务虚会上，贾拓夫做了一番系统的讲话，没有人能说清楚此时他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但帮他整理笔记的秘书们都捏了把汗。

贾虹生：本来我父亲跟赵家梁（秘书）商量过，他想写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但是他秘书给劝阻了，你这个发表等于你是跟中央唱的不是一个调子，恐怕有问题。我父亲也没放弃，说以后再说，适当的时候总是要说的。那么这次党组学习会上，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就讲出来了，对于冷热相结合呀，冲天干劲和革命精神怎么结合呀，综合平衡啊，所以赵家梁说他记录的时候，就捏着一把汗呐，因为跟上面的调子不一样嘛。

张致祥：我们也敲他的边鼓啊，别老这个样了是不是。但是呢，他还是这句话，我跟毛主席我不说假话，他还是这句话，我跟毛主席我是不说假话的。那他也明白，我们说的那个，你们也知道根本不行，是不是？我们呢，也担心他，他也划成右派是不是，他们一旦划成右派，我们也受牵连啊。

贾达黎：当时讲话的时候呢，有一些他的朋友就想会不会成政治问题啊，可是讲完了以后呢反映非常好，说那个讲得太好了，非常深刻啊，我们能不能在更扩大一些的范围内来讲，这样子呢可以统一我们的思想，后来才有了6月17日、18日我爸的讲话。

贾拓夫被装进“彭德怀俱乐部”成反党分子

解说：1959年6月，贾拓夫在计委18级以上干部会上，讲了30多个问题，深刻反映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中的实际，受到一致好评。这时距庐山会议很近了。1959年7月1日，贾拓夫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原本旨在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后期却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贾虹生（贾拓夫长子）：彭德怀同志在西北组，也是在西北组，他的发言讲得比较尖锐，同时在会上提了一个事，就是说搞成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大家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另外就是彭德怀在这个发言里边讲到，我们党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同志不多啊，陈云同志算一个，拓夫同志算一个，这样就把我父亲端到这个对立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