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毛泽东都推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2011年07月11日 11:22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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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个时候外头呢，好像好多重要场合，比如说给胡志明讲课，兄弟党，一个学员还到钓鱼台去给胡志明讲课，1950年，广播电台、北大什么的，他就生怕在外头翘尾巴，回来不服管。

解说：除了言语上的攻击，陈伯达开始找艾思奇学术上的麻烦，他先是肯定了《大众哲学》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指责这本书里漏洞百出。

王丹一：就散布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就他那个《大众哲学》，其实《大众哲学》随便翻开哪一页都有错误。这个二元论、庸俗化，挂一个牌子吧，《大众哲学》大众化，就讽刺挖苦他，就说他靠一本书吃饭。

韩树英：他就组织的一些人，找《大众哲学》的毛病，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生，那当然都是一个调子，说《大众哲学》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事情呢，后来艾思奇就表了态了，说是不再出版了吧。

解说：后来陈伯达又罗列了一些艾思奇的问题，上报到了中央，这场风波以艾思奇承诺《大众哲学》永不再版而收场，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大众哲学》仍然在出版并广为流传。

艾思奇一生乡音不改 晚年病重怀念故乡味道

解说：1958年1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始反右派。艾思奇带着韩树英、吴秉元等四个人，被下放到河南省登封县。艾思奇挂职地委副书记，这一年，大跃进之风已经越演越烈。

韩树英：召开了全国的小麦工作会议，最后定出来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呢？河南的温县跟偃师这两个县小麦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我的天爷，小麦每亩地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那么全国呢？其他的各个县呢？是要保一千斤争三千呐，要平均都得一千斤呐到现在也做不到。

解说：当时登封县分管农业的部长，写了一篇社论准备发表到当地的报纸上，稿子发表前送到了艾思奇这里，一向沉默寡言的艾思奇发火了。

韩树英：他说，咱们登封是先进县，咱们不能停在一千斤，咱们争全县要两千斤保两千。就写了社论在登封的报纸上要登，送到艾思奇那儿最后他要审稿子的，一看他火了，他火了，他骂了一句，骂什么我不说了。完了以后那红笔一拉就把这个拉掉了。

解说：后来艾思奇听取了韩树英的意见，作为“犯了错误”而下放锻炼的挂职干部，不便强硬插手县里事务。最后艾思奇要求将文章中的“指标每亩两千斤”去掉，通过这件事他对眼下的浮夸风赶到更加忧心。

吴秉元：他给省里写过一封信，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意思呢就是光是提高指标，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光靠这个不行，就是不能光是靠高指标不行，就是还是要实事求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韩树英：吴芝圃最后啊，我们十六个人临走的时候请了一个客，说了这么两句话，河南这几年的工作当然也有成绩，当然也有毛病，现实主义少了一点，浪漫主义多了一点。他这么抽象的来算有点儿讲到自己的不足了，缺点了，这个事也是由艾思奇的这个信引起来的吧，大概，他也是对他的表态吧，这也算是浪漫主义吧，那个指标高。

解说：1959年7月，艾思奇结束下放回到北京，在哲学教研室内部总结会上，他做了一段讲话。第一句是，看起来我们的唯物主义还不够彻底。

王丹一：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我们不改正群众要打扁担呐，他个人的力量多么有限，那全党全中央都意气风发了大跃进，他提一点反面的意见，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就是出于理论家的良心啊。但是那个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因为他是内定的中右啊。

解说：建国后的十年时间，艾思奇发表了大量文章，从社会学、唯物论、矛盾论等角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61年，艾思奇主持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步哲学教科书。

1965年，艾思奇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去杭州开会。到了杭州以后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召见几个人谈话。

王丹一：他（毛泽东）那个时候，并不告诉说我们要搞文革了，就是说我们要叫这些干部学30本书，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著作，这些干部他们有一些都没有读过，你们这些作为教员的你们要辅导。你们最好辅导这些干部学这30本书。

解说：但是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泽东提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他要求艾思奇写一篇批评文章，影射彭德怀。

韩树英：艾思奇表了这么一个态，他说我不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哲学的，这样的文章恐怕我写不好，还是找一个搞历史的同志写，是不是就更好一点。这就把毛主席对他的这个召唤和邀请这么的不软不硬的顶回去了，这个态度这就是艾思奇的态度。这是他一生里边最晚年那么一种政治态度。

解说：当时已是文革前夕，艾思奇委婉地拒绝了毛主席的约稿后，就病倒了，他早已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王丹一：他已经很病重了，我去给他送饭，他住的普通病房，没有现在的干部病房，所以我现在我一住到干部病房，我都非常感慨，我觉得艾思奇一个人一生太苦太苦了，他想吃什么呢，他想吃酸奶。没有酸奶器，也买不着酸奶，后来我第一次我想做酸奶，我就想个什么办法呢，大概是弄了一点醋，搁到暖气上，然后能做成酸奶。然后这个酸奶呢，下一次就留，再做一杯给他吃，他就说好吃极了。

解说：艾思奇21岁离开故乡腾冲，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去过，整整35年。但他一生乡音不改，对故乡无限热爱，在晚年病重的时候，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只有只有故乡的味道。

1966年3月7日晚上，艾思奇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是胡绳打来的，王丹一犹豫着是否要叫醒病重的艾思奇。

王丹一：现在我，后来后悔也没法挽回了，我应该不告诉他，可是他已经走到了，听到，说谁来电话，我就说了一下胡绳，他知道胡绳来电话一定是重要的，而且是在钓鱼台，胡绳就把他找到钓鱼台去了。

解说：从钓鱼台回来之后，艾思奇对于那晚与胡绳的谈话三缄其口，当夜艾思奇就突发心绞痛，送到医院急救。那么胡绳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呢？

王丹一：永远是个谜，胡绳后来也没有跟我们讲过，胡绳不讲谁知道，他已经病那么重了，谁知道，不知道，肯定是有惊人的消息，他肯定受了一定的刺激，而且呢受凉。

韩树英：他最后去世的时候，那个悼词林枫念的，这个稿子送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给他加了几个字，说他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解说：与早年延安时期相比，晚年艾思奇虽然著作等身，但在政治舞台上却倍受冷落，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被提拔为中央党校副校长，而他去世后更赶上十年动荡，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时期。201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纪念艾思奇诞辰一百周年。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艾思奇是一位毕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