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乡社。

刘敬文：对，社跟会是分开的，但是都指一种农村的公益还有祭祀组织，然后这个东西呢，后来所谓的铲平什么“会道门”。

梁文道：也干掉了。

刘敬文：这个东西原来是干什么呢？它也是可以帮人民作为一个代言的，就是说有一些乡村的能人，这些能人他没有公允，他不能作为乡绅。但是呢，他在这个在祭祀这些事务当中，他会发现他很有才能，例如他算术算的很厉害，他还有管理、分配的能力，所以像农民很多“社”，就是说灾年的时候，就是说丰收的时候，大家就做社，把钱粮什么的就交给他。

梁文道：交到社里头。

刘敬文：对，然后我们就去做祭祀，还有个作用就是可以灾年的时候，他拿来赈灾。很多这种社还有像修桥、修路，当然可能乡绅扯个头儿，但具体的操作是这些社或者这些会。

梁文道：或者是平常他有的时候搞些大型的水利工程，本村的祭祀他是负责跟别的村联络的。

刘敬文：对。如果你经常到我们，尤其像我们广东那些乡村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水利工程要么就是很久以前古代建的，更多的就是“毛时代”，红色时代的。

梁文道：人民公社。

刘敬文：像我父亲和我妈他们去运河，都是他们义务劳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水利工程做的反而少一点，就是说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把田分到各户了。

梁文道：公家的事就没人理了。

刘敬文：但是这个公家的事情，现在就是说丢荒的比较厉害，所以那个张鸣先生说所谓的“农民原子化”，农民现在就是跟一粒粒原子一样。

梁文道：全部变成个体。

刘敬文：他黏不起来了，黏不起来以后呢，你就例如像市场我们现在大量需要柑橘，但是呢，我只能个体去面对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形不成一个规模化的这样一个农业。所以你像现在能看到这边可能很需要橘子，但是乡村可能信息不灵，然后大量的橘子可能就销不出去，这个中转反而就变成一些不法商人什么的，他压低这边的橘子价，然后高价卖过去。

梁文道：所以，敬文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农民他的问题在于，农村缺乏一个很有机的，基层的这么一种集体的结构，或者一个组织。

刘敬文：对。

梁文道：那么没有这个组织就使得比如说第一，农村的基本建设现在是没人负责。虽然我们说有村政府、村官，但是其实呢是很微弱的，那么二来，就是他们当面对这地方政府的时候的剥削，或者是压制，或者是外来的市场力量的侵袭的时候，他们也是完全无力组织起来去抵抗的，而这些东西以前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