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周南在《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道出了当年中英谈判时的种种艰辛。当年，中国曾有非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准备。

邓小平:香港不收回，我们就是卖国贼

中国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邓小平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邓小平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英国打出“民意牌”与“经济牌”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但中方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英国打“民意牌”，中国也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反击。碰巧当时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五十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民众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英国倒慌了手脚。

英国的几招都行不通，中国的态度又比较强硬，曾任驻华大使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柯利达说:“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