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未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

中国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在第二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中国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第四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五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

12月7日，在第七轮会谈中，柯利达说:“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七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共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八轮会谈时，让周南代替姚广当团长。

邓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共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共中央掌握，中共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坚定。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当时有个记者就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官员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邓小平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邓小平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