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转型问题归根到底是执政党的转型

鲁韬：那他的核心观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邱震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他的核心观点我们来看一下，他就认为由于今天中国很多问题发生的变化，很多执政的方式，执政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就要寻找一种新的政治观，以及在新的政治观之间的，覆盖之下的很多具体的很多我们未来要转型的方向。所以我们有几个观点，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请导播出一下。

比如说他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他说冷战结束之后，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了，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已经消除了，坚守信仰变的困难了，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换句话说，我理解就是在新的环境之下，过去狭隘的这种政治观可能已经很难适应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复杂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在复杂的内部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环境之下的一种转变。下面还有一张，我们请导播出一下。

他后面是说，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体系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革命与执政的差异很大，革命他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解决矛盾，而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他强调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执政是强调的是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

如果从第一句话我来解读，其实我们记得10年之前，就是第三代领导人行将结束他的执政期的时候，当时其他三个代表，当时也提出了执政党的转型，当时提出了执政党要从过去的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当然没有提全民执政党，而是提了执政党，就是所谓的执政方式发生了转变。

一晃十年过去了，这个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又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取得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刚才第一部分说，我们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累积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坦率的讲不是政治问题，他都是我们在转型的专业层面上，就像外科手术一样，这个手术刀下刀的时候可能有些偏差，是个转型专业的问题。到现在十年之后，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重新回过来看，原来很多东西是我们的，用我的话来说，病理上可能我们没有去研究透。

当你的病理要把它研究透之后，你自然需要开出药房，需要研究他的药理，需要药房，所以这位学者后来又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观点，未来如何转型，我们再请导播出一下。

他后面还有一个，说要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的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加充分空间的情况看，这也需要解读政治，重新解读政治，以获得支持，这是我们现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包括最近十年，新媒体、网络支撑民意发生了很多变化，使政治，使我们的管理，使我们的执政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

最后如何转型这位学者提出来五个方向，第一个，我们要重新解读政治信仰。第二是要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是要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第四要设立新政治观之下的体制制度，第五要形成与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体系。我在这里我重点解读一下第一个和第三个。第一个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他的文章里面说人呢一般社会当中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政治信仰，一种是宗教信仰，还有一种人是只求公立而没有精神追求者的。所以当我们强调政治信仰的时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变化和政治文明所做的一种重新的解读。

第三个他强调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他就讲到政治伦理和道德它有一种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一种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而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变成一种评判的标准，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要求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更多的应该让权力在阳光下应荀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对领导干部的一些执政上的要求。后面我自己还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鲁韬：不妨您谈一谈关于执政党如何转型这方面。

邱震海：刚才我也很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确实我们今天中国内政外交遇到了很多问题，就是形势比人强，形势的发展已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认知水平，高于我们的研究程度了，关键问题现在中国有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很多的转型，工业形态的转型，我认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可能现在我们谈这个问题还有点早，就是执政党的转型。坦率的讲执政党的转型在过去十年刚才我说了，我们已经提出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未来要继续推进这个转变，因为如果说不继续推进这个转变，我们会发现中国转型的许许多多问题，归根到最后一点，是执政党的转型，到目前为止似乎我们是强调经济形式的转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源头在于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但是你不要忘了，市场经济它最后用我的解读来说，他除了市场跟政府的关系，除了我们要培育一个社会，最后是需要一个独立的法制，而我们一旦需要法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法跟党之间的关系，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党政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如果没有执政党本身的转型是做不到的。

所以最后我比较简单的来阐明我的观点，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他的执政基础性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的人民大多数都是无产阶级，所以在我们依靠无产阶级，没有自己所有财产的无产阶级，用急风暴雨式的暴力的手法夺取政权，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依靠大部分都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民，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法，用斗争的手法来维持执政党的统治，现在我们坦率的讲我们已经发现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有产者，在城市里很难找出几个没有自己私有财产的，当绝大部分人民都是有产者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一旦有利益他就会形成利益团体，一旦有利益他利益就需要博弈，就是多元化。

你作为一个农民工跟我公务员的利益自然是不同，我们就要博弈，博弈就需要一个平台，博弈就需要游戏规则，博弈就需要讲妥协而不是讲斗争，博弈需要透明而不是秘密，博弈需要一个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最终就是法制。所有的这些你的执政基础发生变化了，自然会导致许多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如果说执政党他没有一个最终的转型的话，其实最后还是会遇到一定的问题，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当然现在执政转型可能还言之过早，但我觉得当我们谈无论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最后一个是党的转型。

鲁韬：所以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看这篇文章，至少无论它的观点怎么样，至少发表的背景应该说是非常的及时。

邱震海：在中国改革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未来中国要走向哪里一个关键的时刻，可以引起我们大家一些共同的思索。

鲁韬：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到底中国特色的改革的道路和西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合作和融合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从一条界河，也就是把深圳和香港分割开的深圳河故事来说起，我们继续和邱震海先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您刚才提到深圳河三十年，实际上是一个深港合作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磨合的一个过程。

邱震海：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有一条河叫深圳河，我们每天跨越，每个礼拜我们要跨越的就是这条河，那么这条河在过去港英时代，它也是分隔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但这条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洪水泛滥，那么在洪水泛滥的过程当中，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香港的总督麦理浩在1981年12月份的时候就访问深圳，我们注意，那个时候的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才两年不到，改革开放也才三年，1982是个什么时候呢？1982年香港基本法都没有产生，香港的过渡期也还没有产生，离香港回归还有15年的时间，当时已经是深港两地的人们就已经决定我们要共同治理这条连接我们共同的河流。这个当然是为了共同的一种命运，共同的一种生活环境要改善。

所以我们请导播出一个图，当时的洪水泛滥是什么样的，在1982年的时候，如果有洪水泛滥，我们现在的罗湖口岸，我们的福田口岸，福田大酒店全部是一片沼泽地。

鲁韬：是，明显看出水的水位。

邱震海：就像威尼斯，基本上洪水泛滥就像威尼斯，那么这个当时对于深圳这么一个刚刚开发的特区来说，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事情，对于香港当然也是很不利的。我们下一张照片看看，在1981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麦理浩，我们知道麦理浩，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他成立的，在党政十年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当时在1981年12月的时候当时是访问深圳，当时深港两地确定了要搞这么一个东西。

从1982年开始到今天，整整30年了，就是深港共同治理，他经过13年的谈判，然后从1995年开始第一期，后面又有三期，现在还没有结束，从明年开始，2013年到2017年还有第四期，所以我们看看还有一张照片是现在正在治理过程当中的，在过去治理过程当中的深圳河，最后一张照片我们是看到到目前为止经过三期已经整理好的深圳河，所以我们大家出入罗湖口岸、福田口岸，如果在福田大酒店周围走的话，完全不用担心有什么沼泽地。

鲁韬：对。

邱震海：到了2017年的时候第四期也要最后治理完，2017年是个什么时候呢？就是深港共同治理深圳河35周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这条河全部治理完毕。

鲁韬：您想通过这么一个例子，想传递出一个怎样的信息？

邱震海：核心信息的，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在1982年的时候，这是香港跟中国内地官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而且它在当时无论从语言、从文化、从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人的一种磨合，而且这个磨合里面非常艰难，但最后取得了成功，它是为了一种共同的生活环境，一种生活的目标。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典范同时也是一个范例，他未来必将为香港跟中国内地许多其他的合作项目树立一个范例，而且如果从政治的含义上来说，它有一国两制之下，两种不同体制的人们，互相求同存异，互相进行磨合的这么一种很好的典范，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其实还是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