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韧：欢迎继续收看《时事开讲》。我们继续请梁文道先生来点评，我们知道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在台湾圆寂了，事实上岛内也弥漫着一片悲伤的气氛，可以见到佛教在台湾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您怎么连来点评圣严法师在整个台湾宗教界的影响？

梁文道：我想圣严法师真的是当代社会难得一见，解行皆具的 高僧大德。就是他在台湾，我们必须了解到台湾有几个很出名的大的道场，比如说像星云法师的佛光山，中台禅寺，然后还有法鼓山，它们分别负担的角色是有点不一样的。以法鼓山来讲，其实法鼓山除了也进行很多的社会事业、慈善事业之外，它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佛学的学术、文化的推广上面。

那在这方面的推广，它其实一直强调一种正信的佛教，那么圣严法师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力量的一个核心。我们知道圣严法师跟一般的汉传佛教，我们现在常见的出家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他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那么他也就是一种传统学问僧这样的一种人。于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很希望在台湾推动的是什么样的佛教呢？这么讲吧，我们现代汉传佛教，比如说一个人烧香拜佛，所谓烧香拜佛似乎就是你把佛当成一个神祗，你烧香祭拜他，然后他保佑你，佛菩萨保佑我们，让我心满意足等等。

但是在佛教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正信的表现，因为佛教里面，我们并不把佛当成是神。相反的，所谓的拜佛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修行跟一个反省。那么圣严法师其实历年来一直推动的就是这么一种非神格化的，非迷信化的，比较坚持原始教义的这么一种佛教。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推广禅宗的各种的禅座的方式。因为禅宗在中国虽然影响力那么大，但是禅宗的修行该怎么进行的法门呢？平常被认为是比较不太系统了，那么圣严法师也希望在这方面尽量做的更多、更完整。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解行皆具，就是他在佛教的正确教义的推动上面，跟修行方法的推动上面，在台湾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所以他才会在台湾他去世之后，引起那么大的一个社会轰动。

任韧：对，包括蓝营和绿营的人士都有去参拜。

梁文道：没错。

任韧：事实上我们知道圣严法师一生都在和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在台湾，我们也知道，也有很多的高僧，他们其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倾向，你怎么看台湾的这种宗教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梁文道：我想台湾的佛教的发展，应该是我们目前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最兴盛的一个地方。除了几个这种大的道场之外，也有各种大宗小型的与佛教有关的团体，甚至有一些佛教徒是外道的一些宗教团体也都存在。那么台湾这个社会一向是宗教特别兴盛，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要注意到有社会出现难免有些有迷信成分的东西，例如说谢长廷以前特别相信一位宋七力的人，就认为他有神通，帮他占卜等等。之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台湾的佛教，自从印顺导师之后，就走上了一条人间佛教的道路，比如说大陆观众可能比较熟悉星云法师就应该常常听说了。

那么这种人间佛教，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当然是砌入现实社会，第二就是它不希望，就像刚才我描述圣严法师所做那样，他不希望佛教徒只是把信佛当成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当成是一种一般的宗教信仰这么来操作，而希望是一种知识上的获取，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他希望能够尽量配合现代社会，发展出一些新的形式跟新的工作方式。那么在这方面，就当然有非常有名的圣严法师的慈济。那么这些组织分头出现，造成台湾社会的一个什么影响？我想指出一点，我们会发现非常巧合的，台湾的这几个佛教的大道场，他们壮大的这段时期，恰恰就是台湾解严，一直到所谓台湾民主化的这段时期。

那这段时期也是台湾的各种大大小小的NGO，公民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时期，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巧合。而且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就是台湾很多佛教团体，他们自己这种现代化的，走入俗世的这么一种做法，首先它能够吸引很多中产阶级。因为我们要了解过去有很多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佛教是相当有距离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佛教就是一个好像传统的封建迷信，哪怕在台湾也是一样。

那么所以以前，比如说我们看民进党，像陈水扁、李登辉这些以前绿营的早辈的人物是不大信佛教的，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一些受到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现在就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的台湾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人是愿意相信佛教，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些宗教团体使得佛教非迷信化了。第二就是因为这些团体因为鼓励参与社会事务，像慈济基金会这样子，他们做很多大量的社会动员，社会上的一些平常我们所谓非政府组织该去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关注的课题，跟传统佛教，比如说单纯所谓的救济贫人、穷人，医疗病人这种行善还不一样，他们还会关注什么？比如环保的问题，关注一些社会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