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体制因素与思维方式再审视
鲁韬: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太多考验中国人民的事情,从年初的雪灾到5月的大地震,现在国家经济又正受到通胀、股市重挫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的困扰。中国如果要注定不能在光荣与梦想的奥运欢呼声中渡过这一年,不妨要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再抬起头来迈向后奥运时代。
我们这节就重点讨论这个后奥运时代,邱先生,我们觉得很显然这个奥运会不可能,也不会一下子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后奥运时代?
邱震海:其实我们跟西方,跟中国自己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奥运会对中国能起到什么推动作用?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前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讲过的一样,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对我们的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估,不要跳越我们目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阶段,少年有少年的智慧,中年、老年分别有中年和老年的智慧和体力。
现在关键问题是中国未来如何发展,其实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中国实际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我们的每一步走的过程当中,如何看在过去30年,其实刚才我讲了,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面临着新旧思维的一个博弈,或者一种斗争。
或者具体来说,在每一天,当我们处理每一件事,当我们尤其处理大事的时候,我们处理像奥运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呼吁、呼唤平安奥运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奥运同时应该也是个开放的奥运,忽略了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当我们呼吁、呼唤社会稳定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这个社会同样需要多元,忘记了在稳定和多元之间它需要有一种非常合适的平衡。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如何说,多元是意味着未来的社会方向,开放是未来社会的方向,稳定和平安它是社会的基本基础,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跌入原来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思维,以苛求和稳定来回避多元,以平安来回避开放,忽视了中间的一种融合和一种相对的平衡。
所以我认为,过去的30年其实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尤其在承办奥运的过程当中,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无论是西藏风波,还是奥运火炬传递,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包括在上个星期,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北京警察跟香港记者发生一些虽然是小规模的,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个案。
你不可能说这些北京的警察们,他们不兢兢业业,他们确实是在维护平安,但是他们为什么在某一些时刻,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挡记者的镜头?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种传统思维的影响。
鲁韬:您认为是一种本能的动作?
邱震海:我认为这是一种体制,多少年体制留下来的,尤其给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们造成的一种体制上的思维的习惯,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的本能,所以刚才你也问过我,体制改革和思维改革是不是一对悖论,好像似乎我在提倡我们只要思维自演变,不要体制的改革,我认为体制的改革是需要的。
但如果说思维上,思维方式上没有改,那你表面上体制的改革也是没有用,它只是一个框架上的改革,但如果背后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是没有用的。
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慢慢的能够每个人都向着现代文明、法制、均富和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话,我想我们会维持好两者的平衡,当然这个是,还是那句话,说说容易,做做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一方面,我们希望西方的朋友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不要对北京奥运能够给中国起到的作用,抱太大的希望,中国目前我们的能力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未来,能够向着这么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向前进,我想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讨论中国全能主义面临的挑战,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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