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临挑战？

鲁韬：其实把改革开放与奥运联系起来，来观察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境外媒体一致关注的一个角度，新加坡的《联合早报》27号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的文章，我们今天的讨论，不妨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

邱先生，这篇文章中应该说它反映出一种观念，就是说北京在办奥运期间，还是一种停留在全能主义这种思维上，而且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比如说它说从8月1号起，北京将近有10万的的士司机将会穿统一的制服，您怎么看？

邱震海：对，我们首先要谈一下所谓全能主义这个概念，这个一般是西方学者这么一种术语，它意思说的是这个政府是一个大政府，然后整个社会是以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角落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显然是一种中央集权，或者是有一些计划经济国家一般的一个政府行为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尤其是像以前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一般都是全能主义政府，就是这个政府是无处不在的。

这个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所谓的好处就是可以倾举国之力来办成一些大事，来办成一些好事，可以最大程度的调动资源，因为政府掌握有绝对的权力，它不像西方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小政府，而且又牵涉到民主机制下议会的质询、讨论、辩论，所以它效率低，而且权限相当的有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你比如说以前的苏联这种体制，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如果去莫斯科去看地铁，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一流的，至少是一流的地铁之一。

而这个地铁就是当时在斯大林时代，而且是在二战之前的斯大林时代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它几乎是倾举国之力，这个就基本上延伸到这种全能主义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文章是说北京奥运现在它说中国政府几乎也是这么一种全能主义的政府，北京奥运可以讲，我本人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政府现在是一种全能主义政府。

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你刚才讲了，30年的改革开放，16年的市场经济，而且从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从规模上也不断的在缩小，从机构、从职能上也在不断的转型。虽然这种缩小和转型还不是很彻底，但是中国政府这个职能性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的全能政府了，它的政府政能在改。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原来的体制还是遗留下来一些残存的一些元素，这个元素造成今天的中国政府也好，今天的整个的中国国家行为也好，还是相当的强烈。

鲁韬：所以这个的士车司机的统一制服来做一个很小的例子来折射，您是怎么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

邱震海：这个我觉得里面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比较好客，而且尤其是在打开国门，打开家门迎客的时候，都喜欢把家里头打扫的干干净净。我想这里面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我认为这个本身无可非议。另外当然也有政府主导的层面，就是大家统一的着装，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以这么一个个案来说也无可非议，本身也无可非议。

当然是你从一个完全西方的、纯粹的一个西方的一个个性化很强的观点来看，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你如果去日本的话，同样也是这样。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是穿有统一的服装，都是有统一的手套等等，他有统一的一些行为规则，所以我认为这个本身并不是特别典型的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政府主导的一种行为。

关键问题是政府主导的行为它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它体现在非常整齐划一的调动全国的资源，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些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弊端，还有一些按照这个文章里面说的。比如说现在，我没有去求证，比如说有些地方有一些规定说这个医院里头现在一些不是很紧急的一些手术要暂缓，原因就是血浆要供应奥运会，还有一些地方出台，某些感冒药在奥运期间都不能出售等等。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可能也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打开国门好客，当所有的外来的嘉宾来的时候，希望把自己的家里头、庭院扫的干干净净的；另外一个就是当这种行为成为一个全政府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行为。当然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中国，我刚才讲，中国其实我个人认为现在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全能政府，中国现在是一种所谓的半全能政府。

因为中国政府的行为相当程度上已经缩小了，它的权限缩小了，但是还残留着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东西，但我想名字无所谓，到底是全能政府也好，半全能政府也好，也许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其他的名字。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来梳理一下，在目前的中国这么一种体制下，目前这样一种所谓的进入全能政府的优势和弊端到底在哪里？

无可否认，它是有相当大的优势，上个星期我们在这里说反恐，反恐我们说是一个人民战争也好，街道委员会也好，全民皆兵也好，我上期用了一个词，我说至少在反恐这个问题上，像这样的全民皆兵，像这样的人民战争，至少在反恐这个问题里面，我认为是有效的，而这些要素恰恰是在中国原来的体制底下遗留下来的。

当然它也会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弊病，当政府完全来主导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缺少一定的监督，有时候比如说还会有一些，如果没有其他的监督，其他的制约的话，会滋生出一种其他的一些弊端。所以这个基本上归纳到后来，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主导性的政府，和一个所谓的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的这么一种政府。

前者，它能够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它不一定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而后者，正好是反过来的它也许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它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那我想可能所有的争论从这里面开始的。

鲁韬：有句话说，学历史可以让人聪明，实际上这篇文章也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历史上的比较，比如说把中国办奥运和日、韩办奥运之后经济上的腾飞，还有以及和历史上像德国，纳粹德国办奥运，还有后来的苏联的奥运做了一个比较，您觉得通过这些比较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反思呢？

邱震海：这个是很容易产生的这么一个比较，因为这个文章里面观点是说中国现在是全能型的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它不断的在推进奥运，它当然是使奥运会相当的平安，相当的顺利。但是未来奥运对于中国无论是各方面社会开放，还是政治体制会不会有所推进，所以就想到了比如说在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奥运分别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

第一就是日本和韩国，我们知道日本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韩国1988年举行当时叫汉城奥运会，这两个奥运会都是使日本和韩国，不但是经济，而且是它的社会和政治都相当的开放，起了推动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1936年德国的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的奥运会，这两个都是虽然是办的轰轰烈烈，但是都许多给后来的这两个国家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西方有一句话，任何比较都是蹩脚的，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认为做这种比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就是范畴化的一个。因为现成有个日韩，现成有苏德，非常容易把它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日韩也好，苏德也好，完全跟中国现在不可比，因为什么呢？

日本和韩国它在非常表层的意义上，它跟中国是有一个可比性，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都在经济崛起期，获得了奥运的主办权，后来奥运的主办之后，又相当程度的不但推动了它的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它的社会的多元和政治、民主。但是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个，这两个国家跟中国有一个典型的区别，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两个国家当时是全方位的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体制。

日本不用说了，它当时已经二战以后全方位的容纳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制，韩国经过将近10年的民主运动之后，到了1988难那时候，基本上它的民主运动已经水到渠成了，所以最后它这个全方位的拥抱西方体制，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过16年的市场经济，中国走的是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经济领域里面，相当程度的吸收了来自西方的元素，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面也吸收了一部分，未来中国的道路一定是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德国和苏联，我想德国它是一个纳粹国家，跟中国完全不可比，我认为这个比喻是完全不存在的，完全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

关键是苏联，苏联1980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它的当时这个国家跟今天的中国一样完全不可比，因为当时的苏联是完全封闭的，经济上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搞得民不聊生，军事和外交上是文化霸权主义，在政治上，也是死水一潭，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独裁主义。

而中国今天虽然说在某些领域里面没有完全放开，但是我们看中国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人民私下在社会上享有的自由已经跟30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中国现在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中国这个Civilsociety，公民社会这个层面，已经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完全不可比的，至于中国未来的路如何走，我觉得一定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