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辈分高低决定中国社会资源配置

核心提示：辈分的高低可以决定谁可以先享受、谁其次可以享受，谁是最后可以享受，这种基于辈分来划分资源享受的这个优先级别的高和低，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也构成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凤凰卫视10月20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志武：下面我想再讲例子，就是为什么货币化、市场化的社会对于解放个人更有利，我要讲的，用到的例子呢，是基于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在前几年做的一个研究，他做的这个研究呢是具体的把泰国一百五十个最大的家族企业从1991年2006年这十六年里面，对泰国的150家家族企业的老板们，他们的子女和亲戚结婚的时候的一些消息，对婚姻做了一些详细的区分，那么他们主要是想看看，泰国的那些家族企业的子女，他们在决定嫁给谁，娶谁做老婆的时候，多大程度上他们这些家族企业的子女的婚姻是基于爱情的，有多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个，那个扩大家族企业的利益去通过商业联姻、政治联姻，利用婚姻来达到经济目的的，这个占比大概有多高，那么他们发现呢在1991年到2006年，那16年里边，泰国一百五十家最大的家族企业的老板的子女们，那个结婚的时候80%的婚姻都是商业联姻或者是跟政府官员的子女发生联姻，就是政治联姻，只有20%的婚姻呢是真正地基于爱情的这种婚姻，之所以我把这个例子给大家讲，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去比较今天的中国社会，今天的香港社会和今天的泰国社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泰国的那些家族企业这些老板，这些家族，主要是华裔的，因为泰国的这个企业和整个经济控制在华人的手里面，所以他们基本上也继承了儒家的这些传统，继承了香港、台湾、大陆的过去两千年的这种做法，我们可能会就说，这跟市场化有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去回忆一下你在过去这些年，有没有看到过哪个消息说美国的比尔盖茨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美国的一个官员的儿子，嫁给了美国的另外一个企业的老板的儿子，没有听说过，沃尔玛，那个山姆沃尔顿，这个家族有没有把他们的这个子女、儿子这个婚姻被用来最大化他们沃尔玛这个公司的家族利益，巴菲特的女儿她嫁给了谁，是不是也是巴菲特为了他的那个波克夏哈萨威（公司）为了他自己的商业利益去安排他自己女儿的生活，我们可能想不出来，就是在美国，在今天的美国和过去差不多五十年，或者20世纪的一百年里面，没有几个美国的公司的那些老板们，把他们子女的生活被商业化利用一次。

或者利用几次，而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在美国整个不管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整个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市场化、非常货币化的社会，所以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比尔盖茨、美国的巴菲特、用不着去把他们的子女的婚姻，把他们子女的一辈子的幸福给牺牲掉来达到他们自己家族的这个，这个利益最大化（目的），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然我顺便说一下，因为在范教授他们看来，我们可能会说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好像对个人的幸福，对于个人的自由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影响，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范教授他们就看一看，在泰国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可以有资格去从业某一个行业，比如说房地产和建筑业还有金融行业，这些行业在泰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受到政府的管制、非常细非常多。

那么结果呢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政府审批才能够进入这些行业的家族企业，96%的子女婚姻都是商业联姻，尤其是政治联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中国也好，在泰国也好，在其他的国家也好，政府的管制和审批要求太多了以后，迫使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好多企业的老板就不得不在他们子女的婚姻上去打注意，去通过，就想通过他们的子女，让他们的女儿嫁给哪一个官员，嫁给哪一个银行家的儿子等等，通过那些婚姻的联姻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些政治家族和跟商业家族或者把两个很有实力的商业家族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可以更有利于他们这些家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等等这些，受到政府管制比较多的这些行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会发现政府管制不只是，在经济效益上会带来很大的差别，而且呢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那些企业家，这些创业者，他们的子女的婚姻选择空间，自由恋爱的空间，个人的幸福空间都可以构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影响，那么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呢就是如果不认钱，整个社会不是什么都看钱，不认钱，而是认别的东西，那么有可能会是通过权力，权力这个地位的高低来规范社会，来决定社会资源的这个配置，有可能我们会认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认那个这个道德规范，认这个儒家的三纲五常的这个伦理秩序，以这些来规范这个整个社会的资源谁可以得到更多，谁可以享受到更少等等，当然我说这个好像在一般的人看来，这个跟三纲五常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说的儒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三个维度来建立的，就是儒家的社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靠三个维度，一个是这个辈分、代际之间，是父母这一辈的，是子女这一辈的，还是爷爷这一辈的，这个辈分的高低可以决定谁可以先享受、谁是其次可以享受，谁是最后可以享受，这种基于辈分来划分资源享受的这个优先级别的高和低，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层面也构成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辈分高和低，这是第一个决定要素。

第二个决定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原来货币化程度还非常低的中国社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坐标呢就是年龄，如果我知道跟我一起要出去的，要用这条道门的另一个人，他的年龄是比我大，比我大五岁，大十岁，大二十岁，尽管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那么我也要先让他，让他去先用这个门，如果我们在碰到一个项目的时候，一个五十岁的人要想做这个项目，一个三十岁的人也想去做这个项目，当然我知道中间的利益太大，管你年龄不年龄，五十岁还是三十岁，还是七八十岁，大家都一样地去抢，但是只要是在这个，这个利益差别不是那么大的时候，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首先呢要让年长的人，年纪大的人先用，先占有，其次的话是中年的，再后的是年幼的，年轻的这些人，他们得到的他优先级是最低的，所以这个血缘这个亲疏远近，这个辈分的高和低，年龄的高和低，还有到了第三个维度就是这个性别，男的和女的，当然尤其是我觉得这些年下来，不管是现在的新儒家，还是以前的老的儒家的学者，明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儒家的学者，好多都是男的，现在想一想当那些儒家的学者都是男的时候，那肯定是把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那个优先级的排序，肯定是总是男人排在前面，那个女人排在后面，包括女人吃饭，只能在厨房里面吃，就像我太太到我湖南老家，每年去的时候，因为她是城市长大的姑娘，所以她嫁给我以后呢，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要去湖南那个茶陵的农村老家。

她开始很不习惯，因为我母亲的话，每次在我们要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够，都不敢上桌子，都是要躲在厨房里面吃，尽管后来的话我们这些儿子都是对她很孝敬，都是希望她跟我们一起来吃饭，尤其我夫人，每次去的话都要非得要把我母亲叫过来，坐到桌子上一起来吃，但是在我母亲看来的话，坐在桌子上跟我们一起吃，还不如这个躲在厨房里面吃得那么舒服，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因为在儒家社会的这个名分等级秩序的安排里面，你做母亲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女人的地位总是，是第二位的，都是第三等，第四等公民的，所以这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哪怕在那个吃饭的桌子的这个资源，都可以对男女可以有那么具体的的这个区别，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想一想的话，基于这样的那个，那个血缘关系的远近，辈分的高低，年龄的老幼，男女这样的一些这几个维度规范这样一个整个的社会秩序，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名分、等级、秩序只是为了一个感觉，实际上从经济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儒家安排的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结构。

而不是要用钱，用货币来决定谁可以多得，谁可以少得，而是根据名分、等级、秩序，根据年龄、根据辈分，根据男女这些地位这个区分来让整个社会的资源，有限的资源呢是按照那种方式，那三个维度，几个维度方式来进行配置，这种秩序呢不是无中生有的，这种秩序呢是在原来反货币化这样的儒家社会里面，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利益的追求，货币的结算来规范秩序、规范社会，来了结，结算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通过那些这个无形的基于伦理的，基于道德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资源配置的这种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会去想，为什么在宋朝的时候，后来出现了这个儒家的这个大辩论，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清朝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因为每次中国社会这个市场化的程度稍微有一些提升，货币化的程度稍微有一些提升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自在，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反感，那么引发的一场文化的大讨论。

今天的中国又来了一场新的这个文化讨论，我觉得这一场本身呢是非常好，经过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国人的自由的空间，自由选择的空间已经比三十几年以前，大了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犯以前的错误，又去重返走回反货币化、去货币化这样的社会，好谢谢大家。

《世纪大讲堂》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首播：星期六16：15—17：15

重播：星期日08：25—09：20  23：3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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