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自我定位难 日本像雷达时刻跟踪世界唯恐落后

2011年03月28日 15:0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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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是多灾多难，经历了经济衰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政局又动荡多变。现在又发生了9级的大地震，日本的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人际状态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转变，那么如何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如何从人际状态来观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心理的变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尚会鹏先生，做客《世纪大讲堂》从人际关系来探讨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问题。

解说：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印度社会文化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和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等。

王鲁湘：尚先生，这次日本的9级特大地震，让我们又一次把焦点集中到了日本这片领土上头，包括我们通过大量的电视画面看到的，日本国民表现得非常冷静、平静，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大家就觉得日本的这种国民性是怎么养成的？

尚会鹏：你说的这种情况跟日本地理环境有关系，日本是经常发生地震的，我后面将讲到，经常是晃动，所以有了地震一般是不会慌乱的。另外还跟日本的国民性格有关系。就是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园，从老人脸上看不到悲痛，而看到是有一些微笑，这个记者就感到不理解，说老先生你失去了亲人，为何你还微笑呢，这个老人就说生活还得过下去。那么这使我想到日本人的性格和心理被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国人也不理解的地方，被西方人所谓是日本式的微笑，叫JapaneseSmile。

那么实际上你跟日本人接触你会知道，日本人的控制内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们在别人面前是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那么他对记者的微笑实际上是对记者、说话人的一种尊重，这也是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和中国人、西方人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是日本国民性的一种表现。

日本式微笑：日本人很会控制内心的真实情感

王鲁湘：我们说一个大的天灾发生，像这样的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它本身造成的灾害可能有时候倒不是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它的次生灾害可能要高过它。比如说这次海啸的灾害肯定就是高过大地震，然后现在的核泄漏可能产生的危害，也许还要高过海啸，但是更可怕的次生灾害就是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个是最可怕的次生灾害。但是这种次生灾害好像在日本民族，这个民族身上好像几乎你可以肯定地说它不会发生。

尚会鹏：这个实际上也是世界人都看到的，也是日本人性格的一些特点，那么我讲日本它的国民性，它的一些特点就跟这个有关系。

尚会鹏：从人际关系看日本国民性

尚会鹏：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人一直是一个谜，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文化上相似，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日本跟中国同属于东方国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呢我有一句话，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远”，中国跟日本住得很近，但是相互了解得不多，所以说关于日本的话题总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对西方世界来说，日本也是一个谜。近代，日本是唯一的一个进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社会，这正像鹿群里面突然跑来了一个猴子，众鹿甚是诧异：来者是谁？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所以说日本人是谁这个题目，一直在西方世界能够是一个引起人们好奇心的题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跟日本打仗，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美国人非常不理解，他们就召集了一大批的学者来研究日本人。包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咱们都知道写《菊花与刀》的那个学者，我们看到的有名的《菊花与刀》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委托学者做的有关于日本人研究的一个报告，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出版的这本书。

日本人是个谜   常求解“我是谁”问题

对日本人自己来说，日本人也一直是一个谜，日本人也一直在求解“我是谁”的问题。从文化上看，日本人缺乏一个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这样的一种主体的意识形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杂交”的特点，那么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虽然进入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自我认同上，它仍然有一种危机感，这就像一只猴子跳到了鹿群里边，鹿们会诧异，猴子自己也会诧异：我是谁？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说在日本就有这么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日本人是谁，这门学问叫“日本人论”，所以在日本一有一些大的事件发生，就会出现一些关于日本人，讨论“日本人论”，讨论日本人是谁的“日本人论”这方面的著作。

最近的一次“日本人论”的盛行，是2006年藤原正彦的新书，叫《国家的品格》，这个书一出来就成为畅销书，它是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民众感到悲观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新的“日本人论”，所以说“日本人论”成为在日本特有的一种现象，

第二个问题，我讲日本人的国民性研究，简单地说所谓“日本人论”就是关于日本国民性的一种学说，这个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了鼎盛，日本人也是作为国民性研究的一个研究得最深、最透彻的案例。

那么我们知道《菊花与刀》里边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这句话就是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甘认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等等这样的一个既什么什么，又什么什么的描述，这段话相当的有名，并且被广为引用。但是（对）日本人这种描述的方法，后来就受到学术上的一些批评，说这种方法太粗糙，这种既什么又什么的这种描述，稍做改正就会适用于任何民族，说任何民族它的性格里边都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

那么后来这个领域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就逐渐地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些倾向，从东方、从日本人自身来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那么这个学派的一些继承者，比如说美籍华人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他就是这个国民性研究的一种继承，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方他提出一个“基本人际状态”这个概念来替代国民性，所以“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简单地说它就是一个人的存在系统，我们人存在不是个体的，我们是一个系统，就是我们是一个场，我们个体人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社会文化一个互动的场，这个场就叫“基本人际状态”。那么根据这样的观点，个人是一种人存在的系统，这种系统在西方社会占优势地位，它叫个人。那么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不是个人，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中国人叫“伦人”而日本人则为“缘人”

日本有一个学者叫滨口惠俊，他说相对于西方人的“个人”这种生存状态，中国人跟日本人是一种“间人”，他也是人，他不是“个人”，强调的不是“个”，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什么，是“间”，“间”就是相互之间，就是人之间的关系，他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就从概念上解决了过去把个人与集体（对立），日本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两分法是错误的。但是提出这么一个概念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中国人跟日本人都属于“间人”状态，那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后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提出来中国人是和日本人虽然同属于“间人”，但是它有两种亚类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们称它叫“伦人”。伦，伦理的伦。日本人他的生存状态我们称他叫“缘人”，就是缘分的缘。这两种类型都属于“间人”类型，它都是两种亚类型，它是不同的。

那么为什么叫“伦人”呢？伦，我们知道中国叫人伦关系，中国叫五伦，父母、夫妻、兄弟、君臣，朋友，这五伦是最主要的人伦关系，而这五伦中前三伦属于亲属关系，就是天伦，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它的基本的定位比较强调人伦关系，尤其是天伦，亲属关系，这是人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

而日本人的这种“缘人”，它虽然也强调人伦关系，但是它更强调的是一种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走到一起的那些人，不一定是亲属关系的人，这就牵涉到我们看到中国和日本人对家的概念，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都用家这个汉字，但是对家的内容和对家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人的家是完全是由血缘和婚缘缔结起来的这种群体，而日本人的家，它的概念广泛，它不仅仅包括血缘关系的人，还包括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家里的佣人、长工或者管家，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会改姓这个家里的姓，死后也葬在这个家的墓地，也会入他们的谱，就是他们这个家不是那么绝对，不是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跟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区别，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我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由此，由这个视角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国民性的一些特点。说到日本人的国民性比较复杂，日本人他有个体的差异，有地区的差异，有阶层的差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它仍然是有一些共性的，那么这种共性就是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一个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那么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哪些特点，我可以简单地概括这几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

第一点，日本人他是一种小群体本位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中国人我认为它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生存方式。那么日本人更容易与那些非亲属、非地域的人缔结成自愿性团体。

日本员工下班后自动加班不计报酬  媒体报道防过劳死

通俗地说，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组织，所以组织就是人为的，为了某种目标缔结起来的非亲属、非地域的团体，所以日本人这样缔结起来的团体，也比中国的这种非亲属、非地域性的自愿性团体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有组织力，这一点可以反映在许多的方面。比如说日本它的公司，在日本有这个词，叫以社为家，它这个社是指会社，是指公司。那么你如果到了日本，在他们一些公司里面干活，你就可以体会到日本人对公司，对他们的研究所、工厂那些，他们的献身精神是令人敬佩的，那么在日本的很多老板你跟他聊起来，他们说我们根本不是说大家好好干，别偷懒。相反，我们总是告诫他们不要太拼命，要注意回家，即便这样，员工下班以后自动加班加点不要报酬的人，仍然相当的普遍。但是日本的媒体你看不到说树立一个榜样，他是怎样为他的工作献身，没有这样。相反，就是防止过劳死，这一点就是日本的一个特点。

另外从在海外的日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海外的中国人跟日本人，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区别呢？他缔结集团的方式。中国人到了海外仍然趋于一种血缘的方式缔结成集团，（依靠）家族的力量，海外有很多叫宗亲会，大家知道在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华人中间有很多宗亲会，很活跃，也很有凝聚力。那么一些海外的一些华人，他们的经营，他们企业的经营有许多都是家族式的。但是海外的日本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更多的是在以他所处的公司为单位活动，就是公司这样的群体有更大的凝聚力，所以说对日本人来说因为大家都姓田中，都姓渡边，就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老乡会，大家可能都不可思议，而相反地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一种比如说公司的员工他们自己抱团，他们跟公司的人有一种距离，他更多的是这种情况。这也是这种缔结群体的方式。

第二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日本的群体中它有一种明显的地位差，一种序列或者叫等级，这一点是跟中国集团不同的。那么在日本的群体里面，我们通过观察一些日本人的群体你就可以看到，一般这个人的定位，谁在我之上，谁在我之下，我该听谁的，谁该听我的，比较明确，一个群体里面必有一个权威，一个老头子，大家都在他之下，这个权威像对待家庭的孩子一样对待他的下级，那么下边的人也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地对待这个上级，有时候在上级面前撒娇，就是这么一种模式。

我说中国人在集团里面的人的排列类似一种网状排列，什么叫网状排列呢？我就是这个网上的一个结，从我这个结出发，连着那个结是我的父母，另外一个结是我的大舅，下一个链接是我的一个要好的哥们，那一个结是我一个好同学，有好多好多结，网状的结构。这个网呢，在这个里边每个人就是相互依赖、相互信赖，这个事情上我有困难了你帮助我，下次那个事情了我帮助你，即便有一个结出了问题也没关系，而且这个结是个人保护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有时候这个网络的作用甚至大到了可以影响那些正式网络。比方有一句话叫“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它就是那种非正式网络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了那种正式网络。而日本人在群体中的那种排列，我把它比喻成是一种链条状的结构，就是这个一个人出发他只有两端，一个是跟上边接着，一个是跟它的下边接着，人的排列出现像一个链条状，这种形式在日本的叫做“纵式社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日本，在群体就显得比较的协调和有效，所以日本的这种群体比个人主义的那种团队有效率。

个人主义他要强调个人的自我平等，权利，内部的关系，比如说劳资关系就很紧张，但日本不是这样。他要比“伦人”主义团队有效率，（“伦人”团队）比较强调朋友、熟人、亲戚，就内耗比较大。

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在菲律宾的卢邦岛上有一个叫小野田的人，小野田他的上司叫谷口，当时谷口告诉了，你潜伏下来，没有我的命令你什么时候都不能撤退，潜伏了几十年。一直到了70年代，说发现卢邦岛上荒芜人烟的地方有日本人还活着呢，还好这个谷口还活着，谷口又到了这个菲律宾的卢邦岛上，又举行了一个受降的仪式，说小野你出来吧，投降吧，他说有了我上司的指挥，好，我出来投降，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日本人从国民性格来讲，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仍然是日本（人）行为的一个特点，

第三点就是日本人由于他更难界定自我，怕被抛弃，被群体抛弃，对个人的保护，没有家庭和宗族，类似中国这样的对个人保护的组织，所以个人有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在日本一旦被集团所排斥，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他没有像类似于中国人这样的宗族和家庭的保护，也没有像西方那样比较强调个人，个人的独立这样的。所以说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特点，你比方说他的内部协调并带有等级序列的这个群体，他很难在他所处的群体以外进行复原，他得先判断谁在我之上，谁在我之下，我该听谁的，谁该听我的，而这个一旦脱离这个群体有时候就很难办到。

第二点他还必须得注意他不能与陌生人走得太远，因为与陌生人走得太远，他会被他所处的那个群体所排斥，所以这就会使我们看到在海外的日本人会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抱团。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到海外以后，他都是自己只跟自己人打交道，大家都称为LittleTokyo，小东京，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很多人到了国外以后，由于他跟国外的接触得比较多，他受到他所处的日本人的群体排斥以后，他迅速地同化到异文化当中。实际上这两种倾向它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对自我定位的困难，整个也可以反映在日本的整个民族这个层面上，就日本（人）他对自己的定位，他有一种焦虑，他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整个日本像一部雷达一样，时刻跟踪世界，唯恐落后。

日本人自我定位模糊自我危机感强

那么古代日本它参照中国来定位自己，近代呢参照西方，它脱亚入欧，后来走上侵略的道路，但是它一直处在边缘的位置，那么它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归亚，这种定位的困难也是日本人在自我定位，在民族层面上的一个反映。

最后一点呢我还想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这一点跟日本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有关，也与日本人的这种地理状态有关。最近发生的9级大地震，大家都知道这次地震是空前的，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危机，这就使日本人有一个比较深的危机意识，你跟日本人交谈，日本人他都是说我们怎么不行，我们的资源多么的贫乏，我们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空气。

那么中国的我们看电视上通常哪儿发生地震，发生一些自然灾害了，我们报道总是从积极方面的报道，那么日本类似这样的（事情）出现，总是抱怨、指责、反省比较多，所以这个是日本一个国民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日本一有什么事情出现了，总是不行了，总是夸张，我们看来有一些夸大，所以有一种危机的意识，那么这种危机意识就像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压在日本人的头上，使他们马不扬鞭自奋蹄，不断地进步，追求前进，所以有时候会获得出乎预料的一些效果。那么去年（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日本又一片哀叹，说日本真的完蛋了，可是我们切记不要受误导，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中就有一种抑郁的、悲观的一种性格，他对自己的评价通常是偏低的，这次地震也是这样，最近一些年日本的政局不稳，经济发展缓慢，国民心理的脆弱感随着这一次大地震的进一步加深，国民的信心进一步受到打击。但是呢从这次地震中我们也看到日本国民的防灾救灾，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大难临头的时候，日本人那种镇静、智取、效率，以及互助的那种优秀品质，所以说我们不能像日本自己一样对有些灾难估计的太悲观，日本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克服各种危机中走过来的，相信他们也能够再一次战胜危机，渡过难关。

王鲁湘：那么刚才在尚教授的演讲中间，有两句话我特别地注意到，因为它是在和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经济比较中间。第一个是由于这种“缘人”关系，它比我们这种“伦人”关系在进入现代社会组织的时候（更有天然优势），我们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跨血缘的社会组织要高于宗亲血缘组织，那么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就有一种天生的，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不太适应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即使走出了自己的家庭，走出了自己的同姓的村子，到了外头以后，见到了一个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要想方设法把这种非血缘性变成血缘性，称兄道弟是吧？

尚会鹏：我们叫拟血缘，就是模仿血缘来缔结亲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