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能否经得起考验？

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带出了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所谓"中国模式"能否经得起考验？西方当代视域中的中国改革是个什么样子？

甘阳：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看包括这个，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较，你们去看东南亚一带非常地愤恨，也就是在东南亚，在东南亚1997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西方的国际货币组织，银行系统的建议，就是让政府不要去干预，而且把这个作为政府的不干预，就是让它这样，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结果极大地摧毁了，像马来西亚原先的总理马哈迪尔成天地抱怨，一场，一天之夜，马来西亚30年的建设毁于一旦。

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引起我们的考虑，所以我刚才讲，我觉得我是讲，我强调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我现在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也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那我想我们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也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没有同时有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对西方我们不是一个无条件地盲从、盲信，而是要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和看待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会陷入一种完全是一个跟屁虫，就是跟着走的一个模样，而这个跟着走可能会给你带来灾难，而且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那么我们大概也根本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在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情况下，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可能演变成一个心理态势，似乎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改革方向，我们的整个发展方向就是变成像西方那样。

所以我现在一个感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应该建立自己的改革学的专业，我们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被研究。我刚才和王鲁湘一谈，我觉得西方没有能够解释，西方的社会虽然，它的理论模式都非常多，解释能力似乎很强，我没有看到一家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成功，而且以如此30年不可阻挡的势头，我们虽然知道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30年改革的成就，是一个实情。

这些问题我觉得要中国人自己去研究，而这样一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就中国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个模式，尤其再经过这个，这个模式不一定了，就是中国道路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模式好像又是僵化了，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往往是这样，就是说前5年做得对的事情，后5年如果再做可能就是错，因为它发展太快，你前5年在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新问题立即，同时它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你就要用另外的方式去解决，需要不断地思想解放，不断地制度创新。

但是是不是有某种中国道路的在出现，所以我想今天讲演的最后，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推荐一本这个，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它的书名叫做《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在想什么，或者中国怎么想，它书很小，这个书今年在伦敦和纽约上市以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而且都是西方包括索罗斯和政界，特别是它西方的这个就是国际战略家特别注重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本人既不是西方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右派，他也没有任何倾新左派的嫌疑，因为他是一个西方新生代的国际战略分析家。

这本书在2005年出版，但是2005年出版以后，他突然发现他这本书整个有问题，就是这本书的前提有问题，也就是，因为按照这本书的前提很简单，就是说他仍然认为21世纪仍然是西方可以塑造这个世界，21世纪的人类世界仍然是由西方来塑造的，只不过西方现在出了两个模式而已，一个欧洲模式，一个美国模式。

但2005年时候，他这个书出版以后，他突然发现，整个这样一个前提预设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看到一个庞大的中国的崛起，而且他一个直觉的感觉，他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所以他从2005年开始不断地跑中国，而且他是非常的，他原先以为到中国嘛，两个短期旅行就都搞清楚问题了，但是到中国以后越看越复杂。

他第一次找我大概是两年到三年前，他开始不断在跑，跑的这个速度他，而且越跑他越心惊胆战，第一次访问中国社科院，他说他整个被镇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所以接待的规格比较高，是社科院一个副院长亲自接待他，当然就是随便给他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的情况，说中国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

他当时听了，他说他在一个大沙发里，真的是想缩进去他说，因为他说整个英国的thinktank，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thinktank起来不到5000人，也就是全欧洲加起来相当于一个社会科学院，他说美thinktank，就是说智库，美国天堂也不超过10万人，整个西方的thinktank不超过10万人，而他马上了解到中国社科院仅仅是其中一家，还有中央党校，每个省有社会科学院，还有各个政府都有那么多的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而且他最可怕的，他说当然到中国，所有的中国自己人都和他说，我们的研究水平不高，他说不管研究水平高不高，这么多人就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