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比较重要，也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中国可能无论左、右，像刚才王鲁湘问的，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共识，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但至少我们在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这是也就是我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一个内容，一个主要点，就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这个关系，我想特别要强调就是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前提，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底是什么。

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底是什么？

从迷信西方到摆脱西方。学习西方有了三十年经济奇迹。为何要摆脱西方？甘阳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意欲何为？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思想解放，30年来的思想解放，但是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很简单地概括，也就是说第一次思想的解放的内容是这样，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我们很长时间以一种非常粗暴的、粗暴的简单化的方式全盘否定西方，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从这样一个对西方化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质是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30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这个幅度，那根本是五四运动无法相比的，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那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基础，这个是基础。

也就是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去重新看西方了，那就不可能有我刚才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只有在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开始逐渐提高中国人自己的水平，来判断，来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国情，哪些东西仅仅是一些，或者它那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我觉得，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会强调，就是要避免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样一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西方，所有对西方的检讨是一种言之有理、完全是从实情出发的一种考虑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仍然要强调，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在早期，这个是来之不易的，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惠者。

我觉得为什么强调早期，因为早期特别困难，思想解放，真正来讲的思想解放实际上人都是很少的，他一定是少数派，因为如果你和大家想的都一样谈什么思想解放呢，思想解放一定意味着前期你是异端，你被看成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这才叫思想解放，你和所有的主流的、统治的、主导的潮流观念是完全不一样，这才叫思想解放。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它并不是仅仅从1979年才开始，因为实际上从文革初期，中期，晚期，都有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说张志新。

我可以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人都会碰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它束缚着你每一个个人。你们这里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在学术界最初出道的时候是翻译一本书，叫做《人论》，那时候我还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这个书大概20万字，我翻译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大概不到半年，我估计4个多月，但是翻完以后，我压了一年多，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像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在当时范畴上，属于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那翻译这个书，不像我们现在，你大家随便都可以翻，这个是很严格的立项，都是老先生们推了，然后议。

但是它有个规定，你这样的出书以后，然后你要写一篇序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它，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非常麻烦，那说得很白一点，就是你要去想，找很多的马、恩语录来怎么样批判它一下，像我就不愿意做，这个不愿意做就很麻烦，这个书翻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别扭，所以放在那儿，但是问题书已经列入出版计划了，所以必须要写，所以最后，我印象中，我这个序言的内容到底写了什么，我现在忘了，但是我印象中很清楚的，为了写这个序言，我把马克思的这个《德意志意识与形态》又看了一遍，想挖挖从，挖哪两句话出来。

所以你要想，就说这样一个这个小事情都非常地难，也就是它对于这些像西方学习有大量的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这个开展，确实成效非常，而且进展非常快。比如我刚才讲的是1984年的事情，我翻译那本书，还在北大的时候，我翻那个实际上是1983年。然后到1987年，卡西尔另外出一本书，让我写一个序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完全自由了，那是1987年，《语言与神话》这本书的序言，几乎在学术当中，在纯学术领域，从我们做西方哲学角度来说，禁区几乎没有了，我可以完全按照我自己想法去，你根本不用去想那些，如何去应对它那个外在那些要求，你可以很放开地写。在1987年已经可以进展到这样一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