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也有一些人认为，您的这个"三统论"中间，好像对毛的文革时代有过多的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吗？

甘阳：我觉得不是，我想我至少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一切都是好的，并不是，我觉得就是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果我，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要排除意识形态，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相对比较成功，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里面没有得到解答，因为很难理解，因为特别是你要考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整个西方的学界在看中国的改革和苏联东欧的改革，当然一个很想当然的预设，如果苏联、东欧的改革都不成功，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

我给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1979年，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所有的企业的经理、厂长的平均文化程度是11年，也就是高中都没有毕业，苏联、东欧的所有的厂、所有的经理企业当然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的教育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工业化的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农业化程度比我们低得多，而且他们和西方文化要更接近，他们的政治开放要比我们厉害，你要说抛弃、抛除阶级斗争，他们早就抛弃了，早就转向经济，但是他们没有走出来，这是为什么，我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他诚心不要苏联好，要把它摧毁，这是不可能的，他也希望像邓小平一样，使苏联改革能够走出来，但是他没有走出来，反而把这个整个是瓦解，而这些问题我们要去追问，也就是我们现在对自己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必须得问一个为什么，而这个理由我认为和毛泽东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恰恰因为，就是毛泽东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就是搞破坏，当然毛泽东破坏的同时，他把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给摧毁掉，也就是中国本来是要学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但是毛泽东搞大跃进，就是最彻底地破坏计划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时代，有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否定，就是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的这个倾向，平均主义，他力图把这个工业化带到农村，虽然大跃进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在一个从，好像意识形态的角度，好像为毛泽东辩护而辩护，而是说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些问题所在，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中国，它的发展的道路是有它自己独特性的，而说不定，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到解释为什么苏联、东欧不成，中国反而走出来一个理由。这是我大概考虑问题的一个思路，并不是说从一个意识形态出发，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怎么解答。

主持人：对，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甘阳先生给我们演讲，今天甘阳演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大家欢迎。请。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从1919到1949再到1979，从一意向东到掉头向西，再到走自己的路。三十年摸索、六十年经验，一百年图强，中国改革的经济奇迹原因何在？金融风暴下的东方不败能够走多远？搁置左右争议，深探思想资源。

甘阳：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可以从一个现在最近的一个笑话，其实刚才王鲁湘已经提到了，这个笑话来开始。这个笑话说什么，说我们中国千万不能学任何国家了，因为我们中国学哪个国家，就把哪个国家给学垮了，我们最早是学苏联，这个苏联没学成，这个苏联完蛋了。然后曾经有一段，你们年轻人不知道，80年代有一段我们很迷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有一个模式，而且认为南斯拉夫还有理论、实践这些，现在南斯拉夫都没了。

然后你们会记着1997风暴前，中国几乎已经形成共识，就说我们要东亚模式，尤其是南韩，刚开始学，南韩不行了，这个金融危机一来，南韩不行了。你们大概记得两三年前，又有人说越南怎么这样，不能说，一说它就出事情了，这是笑话，然后大家说，大家说学美国总没事情了吧，美国又出事情了。那这个笑话现在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我看到的版本比较有趣，是我一个老朋友，周其仁，他也引用了这个笑话，我觉得周其仁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笑话虽然是可以叫笑话，但它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说，我觉得周其仁说得非常地正确，我特别地同意，就是它表明我们中国再也不能以任何一个模式作为我们的模式，任何模式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能够按照任何一个模式来做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他并不仅仅是周其仁个人，我最近还有一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张五常，在香港《信报》他的专栏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一句话说得更绝了，这个我要原话念给你们听，他说叫"30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都害人无数"，惊叹号，还惊叹号。他说所以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我就安心一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话如果10年前说，那肯定是新左派呀，5年前你要说这个话，也肯定打成新左派，你不会想到张五常会说这个话吧，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