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像个孩子

陈丹青：在美国，就把老师同学都一枪枪打死，最后他也自杀，当时美国有个女作家，我就不点她的名了，她立刻就有文章，她说这个就是文革的后遗症，我觉得正好相反，文革时候有这个情况，文革是另一种可怕粗暴，而卢刚反而是接近今天犯罪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他不能受半点委屈，他首先打死的是跟他一起来的一个人，一个中国的穷孩子，成绩非常好，然后再冷血的打死那几个教授，文革没有这样的事情，文革是另外一种恐怖。

李玫瑾：有的时候就一些犯罪人他的一些想法，虽然看似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其实是有社会背景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药家鑫那句话，农村人难缠，这句话不是他一个人的话，这是有社会背景的话。还有些犯罪人他的想法是，我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多杀一个我多赚一个，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话，不是自己的话，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就是，他社会是一个规则的东西，他是一个巡回的问题。

陈丹青：这种规则是这二三十年才有的。

李玫瑾：我倒觉得有些规则是以前我们也有的，比如我们经常有句话叫杀人偿命，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句话，然后我多杀一个我就多赚一个。

窦文涛：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垫背的。

李玫瑾：这个话实际上就是那个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杀人偿命，反正我也是一条命，我一对一的话我不如一对多赚，所以我就讲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犯罪的一个理性的问题。

窦文涛：所以这里边有个社会意识在一直贯穿。

李玫瑾：对，也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本来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再往下演变会是什么结果，就是第二步，第三步，这也就是我讲的，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看到现在，看到一个点，这就是一个空间思维，你要是看未来，上一期我们谈到德国的第四帝国崛起，他那个学者的想法是你打仗，打是打但是我要看的是下一步，你仗不能老打，你要恢复经济，你要建设，你怎么建设，我想到这个问题，他往前走。

陈丹青：这个还是理性，只有在一个理性的传统中，就他们大概有将近300年左右，一个理性传统，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

李玫瑾：我有时候就觉得中国缺少这思维，你比如我们养老问题，他就看到没有劳保金了，就钱不够了，赶快延迟退休。他就不想这是个翘翘板，你这边延迟退休那边就业怎么办。

窦文涛：按下葫芦浮起瓢。

李玫瑾：对，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一个社会，他有一个循环的理念，不要只考虑一个点。

窦文涛：我前一阵在微信上看见一个，我觉得，当然民族性格这个事说起来也有点模模糊糊，但是有人就讲，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没长大，说像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他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兴起了怎么都行，但是到最后实在收束不住，管束不住呢，孩子怕一个权威的父亲，就是给他一下子老实了。

陈丹青：陈寅恪讲过这个问题的，他说中国人聪明是聪明在解决眼前的麻烦特别有办法，过一关是一关，但是他因为也在西方留学嘛，他说西方跟中国人的聪明不一样，他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框架，他想事都是往20年、30年、200年后想。

窦文涛：你看我手头还有一个，有叫龙勃罗梭的这么一个人。

李玫瑾：意大利的。

李玫瑾：犯罪人的一些想法都有社会背景

窦文涛：犯罪人类学，他都认为有些犯罪人，他都说脸谱化，他都能勾出，说刺客是下巴突出，颧骨的间距比较大，然后攻击者是脖子比较短，头盖骨比较圆，手臂长。说强奸犯手短，这为什么？强奸犯手短，前额窄，头发颜色淡，然后鼻子和生殖器往往有畸形；抢劫犯头发粗硬，头盖骨不规则，乱七八糟的头盖骨，就是胡子重；纵火犯是什么呢？头小，四肢长；骗子是下颌宽大，体重也大，脸色苍白；这盗窃犯是什么黑发个高，手臂长，胡子稀疏。您这同行研究的，你觉得这靠谱吗？

李玫瑾：有一点点靠谱。

窦文涛：是吗？

李玫瑾：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的体型和犯罪他没有因果关系，就是说某种体型必然犯罪，而是指这种体型他一旦犯罪他是哪一类的，是这个问题。你比如我们要说家庭不正常，这个人就会出现异常，这是因果关系，几乎很多，你去看犯罪人都有这个问题，可是就是体型，你比如贼吧，很有意思，做贼的他一定是瘦小的，因为他在很多场合，他靠近你的时候，你的余光是看不到他。

窦文涛：时迁，“鼓上蚤”时迁，如果你要是，你想1米8的个，然后腰围三尺多，一上吃块老大，他往你跟前一贴你就看到他这人对吧，他别动手。那相反瘦小的人他就很容易贴近你，对吧。

陈丹青：逃脱也容易。

李玫瑾：那么暴力犯罪，像抢劫，他首先得有一个爆发力，他有爆发力的人往往骨骼都是精骨型的，就爆发力嘛，弱小拿有爆发力，胳膊跟细柴棍似的。

窦文涛：就您这样还打劫呢。

李玫瑾：他就只能干这个对吧，然后块很大的，他要是绝对抢劫，然后那种又好吃懒做的，善于那什么的，所以他这个不一样。我们有个同行他是专门画犯罪人的，只要有目击证人，尤其被害人画，那么一般我们目击证人很多都是性被害，描述以后，后来人家就说他怎么画的都一样，我说错了，不是画的都一样，是这类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