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历任女友给我的评价都是“自私冷漠”

2010年12月31日 09:48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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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道德责任和内心感情难保持一致

窦文涛：我不知道是不是浮躁，还是迷茫，还是现在这个社会让人觉得心力交瘁，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也想说这些大学生特别冷漠，可是当我想说的时候，我自己摸摸心口，我就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检查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冷漠，怎么说呢。我的历任女友到了给我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自私冷漠”。我曾经不服气，但是近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我想跟你们讲就是说，我觉得我跟这些大学生们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确实现在感觉到一种什么呢，道德责任和道德感情之间，在我心里有割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崔曼莉：我明白。

窦文涛：就比如说，咱们是大学同学，或者是你对我有恩，你帮过忙，在我心里就是他帮过我们的忙，那么我就到处念他的好，或者说他有什么事情拖我帮忙，我一定给他帮忙，或者怎么、怎么回报他。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是觉得有道德责任要求我这么做，可是并没有这个感情。

崔曼莉：并没有发自内心啊。

窦文涛：不是发自内心。你如果是真的特别跟这个道德和感情是一致的话，做这些事情你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觉得你应该对牺牲者表示同情和你刚才说，我得表示一下，和我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两件事是有距离的。

崔曼莉：我们中国社会历来讲，这个词用的非常的重，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你给我一滴水的恩惠，我用一个泉水，而是源源不断的去报答你。我都不够。但是你看今天出现这样的事情，刚才加藤讲安全感，包括文涛你说的好像，哎呀，我不能发自内心的感恩。我觉得其实倒跟这个安全感有一点小小的联系。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父母也没有安全感，然后孩子也没有安全感，然后社会也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造成一个什么彼此都在提要求。一旦变成了要求的置换，这个事情你就很难发自内心了。

窦文涛：中国人心里都有本“人情帐”

窦文涛：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说这个电影圈，别电影圈了，什么圈都一样，很复杂。他复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哥们我就看到。他有一个小本的，就是说我帮过谁的忙，曾经谁欠我的情，这都预备着，你要比如说这次帮我忙，别收钱，或者说打折，这次我该用谁了。他20年前欠我一个人情。而且这一套，我们中国人承认的，我也承认的。比如你找我，我说对啊，他帮过我，所以我也得帮他。可是你知道这个里面我就说没有感情的投入，对我来说是一种规则。

加藤嘉一：对。

崔曼莉：他这个是这样，当一个人帮了你不图回报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当他帮了你，说我今天给你五块你要还我六块。你就明白这个里面，你会觉得他是发自内心帮我吗？还是说他能看到。就像你今天请加藤来作节目，你能想到未来你是日本首相，别的媒体都。

窦文涛：对，我说别的媒体都拒绝，只接受《锵锵三人行》的专访。

加藤嘉一：这是我内心喜欢，所以没有问题的。

崔曼莉：他是说他的情怀比你高。

加藤嘉一：我知道互相的感情，我认为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中国人讲顺其自然，顺其而为。但是今天彻底变成了实用主义的东西，所以我在中国觉得很累。比如说送礼，送什么月饼乱七八糟的，快点过年了，还得送什么东西，要请什么人过来，都得牵制，互相的观望，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出手，你的面子能不能保留，等等，这种过程全变成一个方程式似的了。

窦文涛：你看他是日本洗脑出来的，对吧。

崔曼莉：对。

窦文涛：从这一点。他刚才他的观点我觉得也挺奇怪，他一听复旦这个事，他就说中国的很多学生，他们现在没有牺牲精神。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我说什么叫“牺牲精神”，他说你看我们日本武士道，我就敢死。我说你这是干嘛。加藤，你想牺牲什么？

加藤嘉一：社会公民不可缺失牺牲精神

加藤嘉一：我想为这个社会牺牲，我想为中日，甚至我可以为中国牺牲，没有问题的。

窦文涛：吹牛吧？

加藤嘉一：不、不，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我们日本人说牺牲是美德。我们都说社会人，社会人，如果你对社会没有一个牺牲的心态，那你还干什么。比如说这次的民警，确实牺牲了，但这是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比如说我跟公安的包括媒体的，包括商人的他们最终都会为社会牺牲，因为你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你们不抱着牺牲的心态，那你还干什么。

窦文涛：你觉得日本平民。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包括日本现在80后？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真的还有他们那种武士道的那种，什么牺牲精神吗？

加藤嘉一：我没法代表我国政府，也没法代表我国人民，但是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我是可以牺牲的，我可以切腹，我没有问题，就是武士道精神。

窦文涛：现在中日友好，非常希望你祭一下，殉一个。

加藤嘉一：我是最终，人都需要最终的精神的这么一个依靠之处。你最后你愿意为这个社会牺牲，然后就说你切腹主动的。我相信历史上的那些伟人都是这样子。

窦文涛：他说这个我就想起《赵氏孤儿》了，这个片子。我就发现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三部大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中国现在社会的说是什么主流价值观。谁告诉我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它这个价值观混乱。你比如说像你讲的，让我想起，我估计陈凯歌导演他是琢磨《赵氏孤儿》这个事情，如果真是照原本记载这么拍出来，他会担心，是不是不太适应现代主流价值观。尤其是西方的，这种人道主义。比如说为了什么理由可以牺牲自己儿子呢，这个事情他可能担心讲不通，所以实际上他也没有信心这么弄，于是他要在情节中，把这个程婴的儿子死了弄成一个误打误撞，是个命运。最后就将错就错，变成这样的一种牺牲。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你看，这个本身。

崔曼莉：实际上，当然我们不讲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程婴把自己的孩子牺牲掉，他是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及其痛苦的，当然我想他这种牺牲和加藤说他要切腹。

加藤嘉一：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年轻人，如果，你刚才说了，我们所有人都提要求，所有人都提要求，像导演、像政府、像媒体，所有人都提要求，非常自私的。但如果你没有一种付出。我说的牺牲没有那么崇高的，它是一种就是说你为这个社会付出一颗心，然后就说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然后你自然而然的拿到一种回报。

窦文涛：他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加藤嘉一：这叫信用。

窦文涛：他不是日本首相的人选，他是美国总统的人选。就是那个肯尼迪嘛。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应该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崔曼莉：问题是这样，你身在美国吗？

加藤嘉一：我不是。

崔曼莉：那没有希望了。

加藤嘉一：我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