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民主的结果是包容“胡说八道”

2010年11月30日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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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但是就是说这个界线在哪儿，你自己要有一个界线，我不想让我所有的事情，我的隐私，或者我说的废话都让别人知道。可是拥护微博的这个，也有一个很堂皇，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反驳的道理，就是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民主时代的产物，就是说凭什么你有发表的权利，你是名人，你是有话语权你才能发表，我草根，我平常的人，我也应该发表，这个微博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任何人我就可以发表我任何的东西，你想听不想听，这是你的事，对吧。

王蒙：民主的结果是允许“胡说八道”

王蒙：你可以选择。

查建英：你可以选择。

王蒙：这是民主的一个代价，民主的结果不是说大家都成了大人物，或者民主的结果发表的作品都是杜甫、李白的水平，民主的结果就必然各种乱七八糟都可以有，而且你允许有，允许各种的胡说八道。当然它又有一些界线，可是这个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我说它还是有一个规范。你比如说不是他开的微博，你非说是他开的微博，人家在15年以前的某本书里头说的一句话，你把它说成他在微博的卷首语，这就有点不够意思。

窦文涛：王老师说到底不能放过这事。

王蒙：这种事咱们早就有，因为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还不止一个朋友，我想起两个人来，还有一个还是有一定名气的人，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的名字，他们干了一个什么事呢？给一个名作家，把这个名作家还与名作家有关的一些谈话，谈到这个作家的，甚至一些婚姻，一些经历的坎坷的，曲折的一些事情，变成了作者和名作家的谈话，我的话挺绕，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他没有编造任何事情，全部都是从这位名作家，这儿挑一句，那儿挑一句，但是他本人没见这个名作家，也没有跟他谈过这个话题，后来把这两个名作家，都是老作家，有一个都打了官司，另外有一个告领导，告什么，反正弄得非常不愉快。

因为我现在我也碰到这种情形，一个记者找我，说想搞一个什么采访，我也非常的忙乱，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发一个邮件，我给你答几句，答几句，我答得很简单，记者发表的时候，觉得内容太少，于是他就到处找，这个还登着我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到底是不是准是我说的，但是他都有根据，没有一个是他编的，我可以肯定。然后最后变成了他对我的访谈，他出了半版，这种事我可见过多了，可是你对于受众来说，你对不起。

查建英：对。

窦文涛：资本主义社会对权力界限划分明显

窦文涛：这个我现在觉得，话分两头说，一方面来说，有些个少数吧，是心存恶意的，因为他呢是为了炒作，有些就是搞倒搞臭你，或者为了哗众取宠，这个就不说，这个不说。我要说的是另一个感觉，王老师讲的这个，我就觉得在我们社会里，好像粗线条的人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很多年，个人的界线，权利的界线，隐私的界线，你甚至可以说它冷冰冰。但是对于冒用你的名义，好像就是说引用你哪句话，他知道这是分分钟要付法律责任的，甚至比如香港的记者，你发现没有，他报道所有法庭的案子，用一种很奇怪的文体，明明说是王蒙杀了人，他偏偏就说某人，某人。因为为什么？只要这个官司法院没有判下来，你媒体不可能直呼其名，说他有这个罪。

王蒙：对。

查建英：甚至它到了什么地步，就是说指控，这个名字已经弄出来，在他做结论判断之前，你必须要加上他被指控杀人，你绝对不能说他杀了人，结果不能在前。

王蒙：现在台湾和大陆都是说涉嫌，涉嫌杀人，涉嫌责任人。

查建英：对，这个粗线条，我也特别有感慨。

窦文涛：我说这个粗线条，甚至包括你跟你自己的一些朋友，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很多话都属于，就是说说了矫情，不说憋屈这么一个东西。你看我用你的名字怎么了，你也觉得好像是啊，我较这个劲。可是你知道，社会越来越发展了，一切都变得很细腻，包括你看邻居跟邻居之间的界线，什么是你的隐私范围，你要是在比如说像美国，我估计那划分的非常清楚。

查建英：非常非常细。

窦文涛：包括作家的姓名权、肖像权。

查建英：对，我举最近一个例子，前一段，两边说，一边是在中国，我还不能说杂志的名字，反正是很有名一个杂志，它做了我的一个采访，很短的采访。结果发表出来之后，我看里边，那么大两页纸的文章，有无数的事实性的错误，很简单的错误，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在他发稿之前，跟我确认一下，全都可以说清楚，我看了以后很别扭。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好像我自己在吹我自己一样，比如说事实性，我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记错了。

而美国那边就细到了另外一个，我也在美国的杂志上发一篇文章，结果我都不好意思，我里边引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人，它都要对证，这个杂志里边，专门有十几个人的查证科，这些人就负责，它真的叫查证科，中国人都不能想象这个，当然它也著名，它怕打公司。

王蒙：查对。

查建英：《纽约客》杂志，结果它就要把每一句你引的话出处，跟这个本人他要对证，你说过没有，当时你说过这话没有，你引每个书的出处，他去查那个书，你引的那个书对不对，到这种地步。

王蒙：刚才文涛你说那话，我听出这么一点味儿来，因为我常常是这样处理，我也不严格。为什么呢？咱们中华文化，咱们强调动机，强调情面，不强调事实，譬如说第一，一个我根本没有接受的采访登出来了，我一看，全都是说我的好话，而且是帮助我卖一本新书的，里边有些事实不准确，不准确不准确吧，是不是。

查建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