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军官误把炸药当烟灰缸致黄花岗起义失败

2010年10月09日 09:48
来源：凤凰网专稿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他应该是字经沅，曹经沅、曹纕蘅，他有一天搬家，从北京的中间大概往城东去搬，推算大概不超过2公里的距离，就是搬远一点，搬到城东区，于是他自己写了两首以移东运韵脚的两首诗，就是移家诗。

搬家的诗，这个主编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人望，又有很好的人脉，许许多多的诗人都跟他在一块，一看搬家，给他画搬家的画，移家图，张大千画的。移家图之外，多少诗人在这个图的后面，你可以不断的加纸题签写诗，据说有300人。

梁文道：他搬个家。

张大春：每个人都给他写两首移家诗，目前大概流传下来，收在有些集子里面，大概还有上百八首。

窦文涛：搬了家就成文坛盛事了。

张大春：请问搬个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这个搬家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的搬家意思就是说，我的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在了，我的国已经不在了，他有一个非常隐微的，民国已经十多年了，内乱不止，外患不已，当时还经过了非常著名的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那个本来只是打倒英日的，抵制英日的一个运动，当然也跟我们白话文运动结合在一起。不要忘记，白话文运动在一定的符号上对于遗老而言也是可能忍受的，所以我要走了，我要归去了，我要漂泊了，我要到哪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只搬了两公里。

梁文道：都是搬。

窦文涛：哎呦，这就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有这么两句诗说古人做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咱们觉得搬个家算什么，他这个里头，他弯弯绕，他寄托着。

张大春：非常复杂的。

窦文涛：哎呦。

梁文道：香港大学曾逆势进行文言教育

张大春：这里头只有一位，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陈散原，陈散原先生当时已经住在庐山了，他没有参与这个盛会。曹纕蘅特别抱着移居图卷，以及许多名流的贺诗拿去请陈散原老先生提诗，陈先生不给提，为什么不给提呢？他写了一首简单的七绝。请注意其他人写的都是七律八句的，他故意写了一首很短小的七绝，请恕我不会背，我大意可能告诉你，你们大家在那搬家了唱和，我不需要参加这种吟咏，我住在庐山，跟着我吟咏的就是我屋外的竹子，那就够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在笑聚一群党徒，互相慰藉某种理念，申诉某种请跟。我刚才不是说了，新亭对泣，不必了，你要有节，你是一个竹子，你自己在扎根的地方发出声音，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境界。表示陈散原大概已经彻底失望，就像自己诗里面落说的且做神州袖手人，这个袖手也意味着不参与，甚至不失望，找到自己扎根立足的方向。

梁文道：反正与我无关了。

窦文涛：我问一下，这个陈散原是不是陈寅恪的父亲。

梁文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以前张爱玲，她说她到香港大学念书，她常常听到那个时候，港大是个很腐朽的社会，尤其中文系那帮人很瞧不上，不往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当时的港大中文系就罗织这么一帮在过去如意的遗老遗少。因为港大中文系的成立是当年的港都在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时候，请了一帮，有一些前清的举人过来教书，甚至还开一些中学。因为当时港督的想法很前卫，他觉得你们搞白话文运动，这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这个会威胁到香港。我香港反而要保国学，让我们香港人接受的中文教育是老一套，那一套反而没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用这个来对抗民国。

张大春：对抗民主，对抗新的思潮。

梁文道：没错，所以港大中文系是一直直到许立三当系主任，旧的传统才断掉。

张大春：三国演义教我们从失败者角度看历史

窦文涛：所以咱们就看到有好多种价值观、世界观和历史观，你像大春刚开始说的一样，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而是说，世界就是很真实的，都同在，比如说某一场战争，你站在这种价值观上来讲，美国我发现都有回避不过去的问题，是正义的战争没有问题，这是这种世界观，可是还有人文主义的，你具体的来说，它这个士兵可能是给自己人打死的，它两种都同在。

张大春：你这样讲，我反而想到三国，三国如果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叙述，一个正统的人来看，汉以后，当然是魏，魏很短暂的，接着就是晋了，你不会管蜀、吴。就像五代十国，你会看梁唐晋汉周，50多年大概就5个朝廷换了90个宰相，可是那个动荡的局势，尽管如此，你把它当做中国历史的主轴，你不会去管其他的十国，有趣在这了。如果没有《三国演义》这部书，我们恐怕也不会知道蜀或者是吴，在历史上有过这么样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位置。

换言之，《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小说教导我们寻常人从一个失败的王朝，失败的小诸侯，他的角度去看历史，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角度，中国历史上还有多少个这种幽微的角落，它是应该被赋予更大的，非正统的，但是具有文化实体的。

窦文涛：没错，你假如说是没有《史记》，你就可能不知道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就历史上没这人了。

梁文道：所以五代十国可能就少了一本像三国这样的书。

张大春：我们回头这样想，如果在五代时期或者五代以后，反省这一段历史，去找到某一些特殊的任务，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们对这个文化所做的某些加法。

窦文涛：所以关键还是作家没有尽到职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梁文道：中国缺少书写帝国末日的作品

梁文道：大春让咱们想一个不同的角度，真的是我忽然想起来，我以前有一段很喜欢奥地利作家叫约瑟夫·罗斯，他的东西就翻译出来的并不多，英文倒是有，约瑟夫·罗斯，很奇怪他是奥匈帝国的遗老，他这一辈子就效忠老奥匈帝国，但是他已经活在后来的奥地利了。

效忠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把奥匈帝国逊位的这个皇帝是好朋友，好哥们，平常喝酒，但是他这个人酗酒酗的太厉害了，谁劝他都不管，直到有一天皇帝跟他喝了酒之后，忽然之间对他喊，叫他的名字，谁谁谁，约瑟夫·罗斯，我现在以皇帝的身份要跟你说话，其实那个时候奥地利早就民主化了。

这个人肃然起敬是的，陛下，您说什么。从今天开始戒酒，他就戒了一阵子。我是想起，我那时候看了他的小说以后很着迷。因为奥匈帝国曾经很璀璨，你像他的维也纳，蓝色多瑙河明天晚上搞那种舞会，一下子倾覆了，一下子布拉格整个都独立的这些地方，波希米亚平原都不是它的了。

当时有一批老贵族也是，他就写一个老贵族，写一个帝国时代的最后余晖，怎么样老帝国消灭了，这等于说欧洲最后一个老帝国，它是。进入到民主化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他写这个。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漂亮，很感人，我就在想，奇怪。其实民国皆是见证了中国维持2千年的帝国传统，一下子没了，这个帝国的消失，中国人很少。

窦文涛：它一整套文明，生活方式存在一些人的心里。

梁文道：好像很少有人去写，当时我这么想，后来我才懂，我一开始问错问题，我一开始是希望中国也有很多小说家像约瑟夫罗斯一样写中华帝国的末日。后来我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小说不是我们的题材，我们有诗。

张大春：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投降这两个字或者这两个概念，放弃原本的权力的这个概念，甚至放弃原本的尊严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面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读者能够普遍接受投降的正确性，我愿意投降，我输了，或者我光荣的输了。

声明：凡注明“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