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润锋：生离死别 最真实的灾区现场

2008年05月29日 16:58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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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者 我觉得很惭愧去和灾民抢东西吃

窦文涛：你看我问前线我们回来的这个人，我发现你跟子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说你们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学生、学生啊。

何润锋：对，这是特别深。很多孩子真是你没法上学了，你像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有感触，他地震的时候，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给六一儿童节画板报，那时候地震了，跑出来了，结果同学都死了，他在一楼画板报，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十多岁，大学念师专的。刚毕业，刚拿到就业协议书空白的，哪个单位要他他就可以填，而且5月31号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地震，没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掏他的包，把所有证件给我看，学生证，什么证什么证。

然后他问我，我怎么办？我现在没学上，我没工作，我该去哪儿，我求谁去？是不是政府应该帮忙我们这些人解决这个就业问题，然后他妈妈就说，苦了我们没关系，不能苦了孩子，不能让这些娃娃说念到大学毕业了，突然间等于什么都没了。

许子东：好像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些学生要是高考考上的话，好像会有一笔专门的钱来负责他们的学费，因为现在有很多捐款，他们就专门指定，像邵逸夫，他就专门指定我的1亿就是重建校舍。

何润锋：可是这些孩子现在问题是六月份要高考了，找都找不到他们现在，他们有的人，或者有的人自己想考，没法考，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可能你刚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他们不知道，还能上学，能重读吗？或者说高考的时候能降低标准吗？或者有人提供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个场所，真的老师给他们现在是心理辅导都还没有做，所以可能现在来不及了。

窦文涛：所以我那天还看见个香港的这个明星在一起唱一首歌，其实我看了就很感动，尤其看到其中一个歌词，我觉得就是好像说，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就是他们唱的特别高亢了，就是说我要让你重获原来的生活，我要让你恢复原来的生活，我要让你找回原来的生活，是就这么一种心情，可是。。。

何润锋：太难了。

窦文涛：可是它这句歌词倒让我们想起生活尽毁，咱就算幸存者，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你具体的设身处地的想。他的锅碗瓢盆，他的这个邻里关系，他的整个的这些上学，他的工作，他的职位，他的种种社会链条上，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一无所有了。

何润锋：真的是，你就随便问一个街上一个人，我在映秀镇上问他，他们很平淡的告诉你，我说那你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不见了？看着我就觉得很陌生。

他就说，我们那儿都没了，都死了，我邻居都死了，找不到他们了，那怎么办？我说在哪儿？你住哪儿？他们都是这个废墟里边呢，他就住在那个废墟边上，他不愿意走。有一个人，他就想，一是就是可能想守着财产，可能想守着家人，可能就想守着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家，很空泛的概念，我不愿意走。

窦文涛：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灾民，就是现在比如住帐篷也好，露宿也好，他们每天比如说除了吃喝之外，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事干？

何润锋：我觉得他们自己有很多人很让我感动，就要自发的救人，你像我们在这里边感觉在这个大灾难前，人与人之间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像我这种记者，我已经觉得很惭愧去抢人家灾民的东西吃，每天都要需要吃粮食、饮用水，他们会主动给你，他们真的会主动给你。

窦文涛：灾民给你？

何润锋：对，他们对主动照顾你，问你，当然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说，告诉你一些信息，希望你去报道怎样，那他有时候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主要不是靠他们。我们想尽量去少用他们的，真的少用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从志愿者或者医疗队那里拿来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用品，所以我没法去跟他们，其实在那个情况下，大家都是，无论是记者之间，记者与官兵之间，记者跟这个灾民之间，关系都非常的好。

许子东：那新闻报道跟这些跟这些伤员救出来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呢？会不会抢资源呢？

何润锋：有这样的问题，确实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政府官员在跟我，他说做记者，确实说你们很有人道的感觉，就是在不能够太不讲理。因为确实也得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伤员，重伤员救出来以后，放到这个空地上，等着直升机过来救。

一架直升机救五个，五个伤员因为抬单架嘛，抬上去，而且一天只有那么十几趟二十几趟飞机，那么多的伤员，结果有的记者为了想出来发稿，那么就有时候会这个可能出于自己也很无奈，可能是领导也逼着发稿，但他们就抢这个伤员的位置，一架飞机结果只剩下四个伤员能走一个伤员不能走，耽搁一会儿，后果是很严重的，真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其中一个有一次发生以后，有一个村民就冲过来了，就冲到指挥部的那个土堆上开始骂，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然后有一个救援队员也过来了，他是从山东过来的。

就说：我从山东过来的，千里迢迢就来救伤员，结果我救的伤员没法及时得到医治，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结果就那以后，就是领导确实在那块就是在当时就发火了，以后直升机出映秀去成都的不能够上记者。

窦文涛：嗯，当然这次这个记者也是这个相当的辛苦，是这个危险状态下工作，但是要注意节制，比如说那天香港一个心理学家来，也是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节制？

你为了观众的目的，是要讲一些故事，让他们回忆，但是从这个创伤后心理的这种安慰来说，不太提倡在现阶段这段时间过多的诱发，诱发受创者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

你们家有什么人死了？当时你能不能说说你是爬出来的？这些实际上也是一个两难吧，我觉得记者就在这两难之间找一个节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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