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家刘醒龙：我的信条是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

2011年11月14日 11:16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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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十多年前，刘醒龙的一曲“凤凰琴”奏响了民办教师默默风险的悲剧之歌，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而今，他又一次把视线投放在民办教师身上，用一部续作《天行者》将这首悲歌继续吟唱。

《天行者》以民办教师的三次转正为主线，展示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他们在转正过程中的曲折遭遇。

许戈辉：在19年前你完成《凤凰琴》的时候和现在又续写《天行者》的时候，你是用的同样的手法吗，你下去做了一些调查，采访吗？还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在进行创作？

刘醒龙：一个好的作家，他可能在他的那个作整个过程中，需要对他的这种文学的元素进行一定的补充，但是对作家来说，最考验他的还是想象力。我们经常把一些想象力，认为那种是天马行空的，当然那是一种想象力，还有一种想象力，你对生活的想象力，我觉得最考验作家的是你对真实生活的想象力。因为《天行者》这个小说里面它有一个很经典的细节，这个细节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经常被现在已经模式化了，就是写一个乡村学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群孩子在那儿升国旗，这个最早的来源是我的小说了。

许戈辉：这也是您想象的吗？

刘醒龙：对，确实是我想象的。如果对乡村学校教育有了解的话会知道的，那些乡村里很多学校的那个按照教育法规定呢，必须有国旗，校舍前面必须有国旗，那很多国旗是什么样的呢？它就是开学之开学的时候，它一个旗杆，这个旗杆往往是几棵树，弯弯曲曲的树把它捆绑在一起，然后把国旗也绑上去，然后把它竖起来。它就没有那个升降的那一套系统，它就是你升上去就升上去了，然后就一直在风雨中飘摇。一学期下来之后，那个旗发白，甚至还破得很厉害。这种国旗国内乡村小学里见到很多很多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细节呢？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想象，我怎么想象？那个时候我送孩子上学，城里面，我在城里，回到城里来了，在城里面，我送孩子上学，特别是每周一孩子必须要准点要提前去，学校要升国旗穿着校服是吧，然后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升国旗。那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个乡村小学它升国旗是怎么一个情景，然后自然就很多东西来了，比如说怎么奏国歌，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乐队，他们最拿手的是二胡和笛子。只有这个乐器，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想象，在这种你对生活的想像当中，它很自然的细节都出来了。

刘醒龙：民办教师担当了乡村启蒙教育任务

解说：在《教育大辞典》中，民办教师的注解是，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文革”中，教育事业几近停滞，很多乡村小学实行半公办民办的教学制度，即政府派出骨干教师力量，不足的部分由乡村自理。于是，大量的回乡知识青年，被招收成为民办教师，但也有年长的当地村民，他们有的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有的则是半路出家。

刘醒龙：在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整个乡村的教育，处在一种荒漠的状态的时候，是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担当了整个乡村的启蒙的任务，起了启蒙作用。我经常设问有时候直接质问，假如说当初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或者在这个时候出现，那我们整个乡村的启蒙会问题更严重。

在《天行者》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一个国家下的政策要给民办教师转正，转正之后县里面的有些官员就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这个教学资质不够，比较差，说他们没有资格转为公立老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县里面有一个领导就很生气，当然我们就是说有正义感嘛，他就质问在场的干部，你们有没有被民办教师教过，然后请被民办教师教过的举手，结果愣了一会儿之后，会上绝大多数人把手举起来了。

因为民办教师他是从60年代，特别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的乡村一个非常，处在那种变革的特殊时期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现象。

许戈辉：我听说你在小的时候，其实你的老师也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叫代课老师，叫民办教师，叫乡村老师，那个时候叫什么？

刘醒龙：我上小学的这个阶段，相对我们的教育体系好像还完整一些，教数学、教算术、教语文、教自然，这都有固定的老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民办教师，因为当时我小，当时感觉当中他们就和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他们和周边的农民没有区别，问题的出现就是文化大革命。

臭老九嘛，扫地出门嘛，进干校嘛，然后很多很多就是有很的原因，都离开了现有的岗位嘛，那么几年下来那些孩子们都长大了，都要读书，都要进学校，那么这个时候哪儿去找老师呢？找不到老师，找不到那么就是大量的本地的回乡青年，回乡的知识青年，初中生、高中生，有的地方就是小学生。

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上到中学了，所以我的很多同学在中学里面，他就没有完成学业，他就回去教书去了，教民办去了。

解说：民办教师是20世纪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教育群体，他们扎根农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奉献着知识和生命，然而，他们却没有教师职称，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生活补助，他们挂教师之名，尽教师之责，却没能享受教师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因此“转正”成为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希望。

刘醒龙：民办教师冀通过转正得到身份认同

男：小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比如说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女：转正，没听说。

男：没听说就算了，你忙，我出去走走。邓有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走后门，孙四海可以凭真本事硬考，你是又有本事又有门路，我这把老骨头靠什么呢？

刘醒龙：其实现在大部分民办教师，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更多的是我们是对他的感情回报，而他们的人生的生活是否幸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前不久武汉市的一位主管的市长跟我见面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他说你看看醒龙，你这个《天行者》出来了，我们压力很大，没办法呀，我就给民办教师加工资，每人给他每个月加了400块钱。

许戈辉：这还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些事。

刘醒龙：对对，我觉得确实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情感上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真的希望做得更好一些。

许戈辉：其实我也在想，就是这些民办教师，或者后来叫代课教师，他们到底最需要什么，我从你的这个书里边看到，就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他们希望转正，需要一个更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认同，是这样吗？

刘醒龙：你这个词说得太好了，身份这个词，其实每一个人在人世上走一遭，很多时候总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份，关心自己是以何种身份出现在这个社会，所以这个身份往往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民办教师为什么像这小说里写的，他为什么如此渴望转正，其实他就是渴望他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同，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我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的写他们，像早期的那个中篇小说，他只写了一次转正，而到长篇小说里面，他写了第二次转正和第三次转正，而在每一次转正，他们这些老师们所面临的那种荒谬、荒唐，简直就是那种二十二条军规，那种黑色幽默的那种规定的时候，他们那种处境，他们心里的那种缺失那种状态，心里那种状态都可想而知。

许戈辉：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你的书里面所写，那个明老师，他是最后拿到了这张转正表以后，他终于咽了气。

刘醒龙：对，他觉得他的价值得到体现，他的身份得到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