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我死后的承诺也被打破
解说:随后在病床上的方渤拨通了北京一家报纸的电话,表达了自己希望在死后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愿望。
方渤:我在5月15号的时候,就是中国青年报就已经开始,就是登了一小篇就是关于我有这种愿望,就是想捐血清,它就已经有报道了,接着16号以后,很多很多报纸都在转载做这个东西,包括在医院,就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完了也都是在电话里就是采访。
2003年6月24日《新闻联播》资料: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在北京宣布,把北京从旅行限制建议,近期由当地传播名单中删除。
解说: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7天建成的小汤山医院也被世界称之为是中国奇迹。这一年的5月,方渤和龙梅的丈夫老汪都出院了。
龙梅:当时特别兴奋,回来我就觉得活着回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赢了,就是他战胜了病毒,那么多人死了,特兴奋,就觉得回来以后想好好生活,因为那年,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我是1964年出生的,也快40,我就觉得,计划要个孩子,平平淡淡的生活,这就是真正的生活。
视频片段:今天是北京双解除之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人们纷纷来到公园游船赏景,尽情享受着这个轻松愉快的假日。前段时间由于非典的原因没能举行婚礼的新人们,今天纷纷走进了结婚的礼堂。
解说:然而就在龙梅夫妇沉浸在重获新生的欣喜之中时,灾难又再次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继续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其他的病友们
解说:在非典治愈后的半年里,方渤每天都在外面锻炼身体,然而每次运动过后他的双腿都会感到剧烈的疼痛,甚至无法站立。
方渤:活动已经受限了,就没法活动了,就说真的,那时候就恨不得把这腿锯下来扔出去不要了,或者就觉着真是忍受不了那种疼痛,活不下去了。
解说:此后经过医院检查,方渤的双腿股骨头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坏死,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导致他骨坏死的居然是当初在非典中救他一命的糖皮质激素。
方渤: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药,也不懂,也没人告诉我们激素可以造成骨坏死,而且它是当时这激素,它是一个双刃剑,既杀病毒又杀细胞,而且造成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解说:股骨头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方渤开始通知非典病友们去医院检查,此后包括龙梅的丈夫老汪和方渤一家在内的300多人,陆续查出了非典后遗症,他们中很多人不但无法工作,还要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为了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方渤和龙梅开始四处写信,上访,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2004年初,听说有一种治疗骨坏死的手术正在研究中,方渤立刻决定做第一个临床试验者。
方渤:后来以后就听说就是有一种叫,自体骨干细胞移植这么一项技术,咱们国内没有,但是在国外正在研究这个,而且已经有200多例的那个临床了。
解说:然而手术却并没有成功,方渤只能无奈地更换了双腿股骨头。此后他的双肩和膝盖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坏死,这让方渤意识到非典后遗症远比当年的那场疫情更为可怕。
方渤:没有希望,再努力你也达不到,而且说了不死的癌症。你活着多少年,你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你治这儿了那儿坏了,治疗那儿这儿坏了,它没完没了的呀,身上就这么几个关节,都换了,这人不成机器人了吗。
解说:这一年的冬天,方渤一个人在医院过了非典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将在病痛中度过了。
方渤:过春节的时候,医院人也少了,我也不想去跟人家,情绪不好,我也不想去跟人家聊什么了,所以说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躺在病床上。心里就堵着一个大疙瘩,眼泪一对儿一对儿往下掉。
解说:此后不久,方渤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也因为感情不合先后离了婚,从此方渤便很少回家,不是躺病床上发呆,就是在医院附近的小酒馆里一个人喝闷酒。
方渤:也是在快过中秋节的时候,我呢喝了点酒,我就觉着特别堵得慌,脑袋就要跟炸了一样,完了我就用还没喝完的一个啤酒瓶子我就砸了自己脑袋一下,因为就觉着脑袋特别疼,其实那天还真没喝多少酒。
解说:这次酒后的自虐,方渤的眼角膜被扎伤了,虽然不会导致完全失明,但他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死后捐献眼角膜了。
方渤: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着我活着一些承诺实现不了,但是我有些东西在死后能实现,我捐献我的遗体跟眼球角膜,我觉得这就是我死后能做的事,但是没想到就我那么一个不明智的做法,把我死后的承诺也给打破了。
解说:2007年,在多次上访无果后,做记者出身的龙梅决定用手中的DV,记录非典后遗症患者们的生活。
龙梅:拍他们的时候,我这个就DV机就拿着的,你讲他们当时怎么感染的,一说起来这一家人都在哭。然后呢就是把那个相片拿过来给我看,我在拍的时候,他们在讲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住,我就想算了不拍了,可是你在拍那个画面,还是我觉得对政府还是有感染力的对不对,只要他有良知的人,不麻木的人看到这个场面的话他肯定有所触动。
陈晓楠:在龙梅的努力之下,非典后遗症这个群体呢逐渐被公众所知。从2008年开始中国红十字协会开始每一年给每一个后遗症患者一些补助,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不过在龙梅看来,这样的补助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她的一份调查当中可以看到,北京登记有非典后遗症患者是大概300多人,中重度抑郁症患者达到39%,80因病离岗,60%都出现了家庭变故,所以很显然对于这些人来说非典二字没有走开,永远是他们心中没法抹去的痛。
如今呢,方渤和一群非典病友们是住在北京望京医院,但我们发现,其实对于这些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对于当时的那些种种的细节,他们已经绝少提起,对于这些非典后遗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目前最大的愿望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能继续活着,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其他的病友们。
方渤: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说谁的病,谁的骨坏死或者精神方面的,他们都会说我最重,他们说看着我能够这么顽强的坚持着,抗争着,会给他们无形之中,给他们带来一种希望跟鼓励,反过来我情绪不好,或者我病痛折磨,或者我遇见很多事的时候,他们又会来安慰我,帮助我,给我活下去的勇气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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