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文革中被无辜枪杀 席庆生历40年复仇

2012年02月29日 15:05
来源：凤凰网专稿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除了将凶手杀死，复仇者别无选择

解说：1978年5月的一天，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26岁的席庆生开始了复仇行动，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席庆生：因为我有一次跑长途到武隆，那个很偏远的山区，老少边穷啊，在那里开车子开几十公里，没有人的地方，我就会把这个人弄上车以后搞死以后，连车带人送到那个山以后，然后开进河里，那个下去以后，就万丈深渊，不留下任何证据，这个人在社会就失踪了。

解说：中午11点半，驾驶着吉普车，席庆生和弟弟来到了仇人所在的医院。

席庆生：进去以后吧，把车调头，因为我要迅速离开，因为一看没人，我就上楼，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激动，（我就走进他）那个病房，一看没人了，我一看病房没人，我就看几个病房都没有人，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医生的桌上有一个病例，他上午出院了。

解说：仇人离奇消失，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而从此这个人就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了下落，对于那次精心准备的刺杀行动，为什么会失败，席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通知了凶手让他离开，但父亲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席庆生：他可能不想儿子再搭上一条命，用另外一种手段来制止，如果他当面制止，他无法制止我，他知道这种仇恨太深。

解说：四十年了曾经的热血少年，如今已年过花甲，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但席庆生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红卫兵墓”，他说现实每一天都在变，但有些东西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席庆生：现在想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至少或多或少的参与，甚至是受蒙蔽也好，或者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也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可恨的可恶的事，我们也打过走资派，也打过老师，他们又怎么想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那场运动，自己在里面所担当的是个什么角色，应该承担自己的一种责任，每一个人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文革。

陈晓楠：如果你现在，在某一天可能就在街上，突然碰到了这个姓苏的这个人，你会怎么样？我想你一定还能记得他的脸。

席庆生：永远记得，死了都记得，我想我会使劲的抓住他的胸口，不杀他也得打他几个耳光，告诉你，我对你的仇恨永远到死亡，就这样不一定杀他了。哪怕是个老头，我也要打他几个耳光，这是对他最轻的一种惩罚。

陈晓楠：你永远不会原谅他吗？

席庆生：不会，原谅不了，无法原谅。

人们在走在公园，这外面是公园，叫沙坪坝公园，很多人在这里休闲唱歌，他们永远就是偶尔看到这里有一个一群坟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坟墓，这个时代离他们太遥远了，30多年，他们可能有些人遗忘，有些人也淡淡的记得，但是人们开始不太关心这个事。每一次我都进到这里，像进到一个时间隧道一样，进到里头，有这种感觉，我就看着有被打死的，那些被枪毙的，我母亲的死，那些被枪毙的父子，那些躺在大街上的尸体，那些战壕里的尸体。几百条生命啊，我的母亲和他们这些年轻的红卫兵，这些青年学生，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让人们还记住这一段历史，这种凝固的历史，这种雕塑的历史，他们都唯一的一点，残存的价值就这里。

陈晓楠：这是唯一的他们生命的一点价值。

席庆生：残存的价值。

陈晓楠：他们的死亡的价值？

席庆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