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就很愤怒。
杨斌：愤怒，就没人性，禽兽不如。
解说：随后杨斌来的看守所提审周模英，在心理，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堆质问甚至咒骂的话语。
杨斌：当时我就抱着这个心态，我说我一定要去狠狠地骂她一顿，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提审的过程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我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这么一个丧失人性的歹毒的然后满脸横肉的，就是我想象她应该是这样一个悍妇，但是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这样一个人，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身上蕴含着深切的痛苦、苦难和绝望还有非常深的忏悔的这样一个母亲。
我就问她，我说你女儿乖不乖，她说乖。我说你女儿漂不漂亮，漂亮。我说你女儿这么漂亮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就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不配做母亲，我没有脸见我的孩子，判我死刑吧，她就这样说。
陈晓楠：已经悔恨得不行，已经不想活的一个人了。
杨斌：对对，我们都会很愤怒，然后都会说没人性禽兽不如，虎毒不食子。但是那一次提审使我意识到她也是一个人，她跟我一样是一个母亲，她也是爱自己孩子的。
陈晓楠：就是这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有一些故事。
杨斌：对，每一位母亲都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必须去问，问自己为什么，也要问她为什么，我必须去探究这个案子背后的原因和背景，我必须走进她的内心。
解说：杨斌试图走进周模英的内心，试图去了解在犯罪之前这位母亲都经历了些什么。她跳开卷宗，亲身来到天河区的城中村，在狭小的出租房里感受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艰辛。周模英和丈夫都来自江西农村，为承担家中的贫穷和债务一家五口来广州打工。丈夫早出晚归，周模英一人照料三个儿女。沉重的生活和木讷的个性使丈夫对她没有任何交流和关爱。
这时小女儿又生病了花掉了很多钱，几次医治却都不见好转，整夜苦闹，渐渐衰弱。杨斌想象着7月20日那个凌晨，整夜不眠的周模英抱着女儿来到河边时那无尽的彷徨无助直至冰冷绝望。
陈晓楠：你能够理解她最后那一刻的那种绝望感，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那种特别不理性的那种冲动？
杨斌：我刚开始不理解，但是后来我理解了。
陈晓楠：人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一刻可能就是。
杨斌：一念之间，真的是这样的，一念之间使得她在瞬间丧失了人性。然后呢，悔恨，撕咬着她这种天性尚存的心灵。我办很多案子的时候我都经常会问自己，如果我像他们一样不幸出生在中国一个边远的农村，然后我不幸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然后我有一对愚昧的父母，我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城市，我是不是会比他们更幸运更坚强更理性。当我面临和他们一样困境的时候，我是不是会比他们作出更好的选择，我经常会问自己，但是我永远都不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鄙视他们。
解说：在此期间杨斌又走访了周模英的家人，见到了她的丈夫和两岁的儿子。
杨斌：我觉得他丈夫确实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而且非常木讷的，太疏于表达情感了，感觉到从他那里得不到温暖的那种感觉。所以印证了我的这种感受，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抱着她这个孩子，就母性的本能吧，就觉得这孩子没有妈妈了，心里面有一种本能的非常的怜爱他。这个孩子他就是说任你抱，他也不说话，然后你怎么逗他他都没有表情，这个孩子让我心里面感到有一种哀伤的感觉。
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他才会这样，所以当时我见到他们之后，应该就是那一天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下定了决心我在法庭上应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
解说：2005年12月7日周模英杀女案正式开庭，作为检察官杨斌在公诉词中提请法官，在法律范围内对被告从轻判决。当时的杨斌绝想不到正是这份公诉词，却在法庭之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解说：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地层，为整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2005年末轰动广州的亲母杀女案正式开庭，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杨斌却在公诉词的结尾说出以上一段话，并提请法官酌情轻判被告。庭审第二天各大媒体便纷纷报道，其中多为质疑反对之声。
杨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愤怒的发泄，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报道和评论。
陈晓楠：就是说周模英罪不可恕，但是还有人，尤其是公诉人的身份来替她讲情。你当时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吗？
杨斌：困惑过，然后痛苦过，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质疑。
解说：庭审结束，周模英最终被定罪为有期徒刑6年。就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杨斌为被告陈情超越了职责范围之时，她却作出了更令人惊讶的举动。周模英入狱后，杨斌不但给她写信，并且亲自前往探视。
杨斌：鼓励她好好的改造，然后争取早日的出来，因为她文盲来的，我说你在里面你一天一个字你都不得了，你出来，你要给我读报纸听。
陈晓楠：就是你当时觉得去监狱去看她，包括后面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是一个额外的好心人去做的事情。
杨斌：对。
陈晓楠：而是依然是作为一个公诉人。
杨斌：对，还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刚说了，我的身份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两个字责任。她遇见了我，我看见了她，我看见了我就能视而不见。我的内心它有一个声音，它在催促我，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内心，它会有这种情感，而我跳动的这颗心它会告诉我，你要去多做一点。
解说：杨斌原本是一个与法律毫无关联的人，1992年大学政治理论专业毕业后，她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只身南下，想在广东寻找创业的天地。
杨斌：九十年代初所有的车都像那个运货车一样，就是你要爬窗子，跳窗子上下车，包括晚上，就是半夜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蹲在那儿睡，合一眼，然后第二天上午去找工作这样，这种经历我也有过。
解说：费尽周折，杨斌终于在广州附近的花都市找到一家工厂，她马上返回老家和母校办理各种转派手续。从湖南到广东这样来回奔波了很多次，然后终于到广东的时候那个厂就突然说不要我了，我记得我当时就在那个经委的办公室在那里哭，然后当时一个扫地的，就是经委扫地的阿姨，她看见我就觉得特别同情，然后领着我到她家里去吃了一顿饭。
陈晓楠：你现在还记得她。
杨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顿饭。
“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
解说：在年轻的杨斌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有两个善良的人帮助了她，一位是那位扫地的阿姨，另一位是华都市人事局的局长。他安慰杨斌，并把她介绍到正在招聘文字抄写员的花都市检察院，杨斌的工作得以解决，她也至此与法律结缘。在花都市检察院杨斌格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工作，作为法律门外汉的她刻苦研读法律书籍，终于在1998年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诉人。此后，杨斌更是玩命工作连年都是起诉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的先进典型，很多被告家属和同事私下里都说她是“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
杨斌：那个时候觉得世界好像就是非善即恶，非此即彼，觉得这种犯罪分子特别可恶，觉得自己特别正义特别正气，就是这样的。
陈晓楠：那时候的职业成就感来自于什么？
杨斌：我们那个时候的总结都是说我今年起诉了多少宗多少人，某某某某案，被告人怎么怎么样，经过我的那个，然后让他绳之于法，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写工作总结，或者说让自己感到骄傲的都是这些东西。
解说：就在杨斌像一个“正义”的检察官，大步迈进的时候，大概10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件小事的发生却触动了她的内心，让前方的道路悄悄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