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封慰问信

“我们亲眼看到现在的烈士陵园环境清静，园内整洁，烈士墓、墓碑、纪念碑完整，烈士姓名、牺牲时间及地点标记清楚。比原来预想的要好得多，因而也请烈属亲人们放心。我们永远怀念牺牲的战友，他们的英灵长存。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2007年元月起，800封“致援越抗美烈属的慰问信”陆续从西安发往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民政局，发信人为原62支队一连侦察班副班长杨宽让，他在信末附上了自己的通信地址和家庭电话，以及一张烈士陵园的影印件。上个世纪90年代，杨宽让曾经接待了来西安出差的桂林女兵莫少兴，此后一直保持联络。2005年9月，响应“十个桂林女兵”倡议，杨宽让前往越南扫墓。归来后，他便萌发了向烈属们通报的念头。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统计，当年埋葬在越南的烈士共有1400多名。杨宽让依据牺牲烈士名单，只要标明到县市一级，他全部向该地的民政局发去了上述慰问函。信是平信，但是大部分都超重，得贴两块到三块钱邮票。一位战友提供了复印烈士陵园照片的纸，满满一箱，全都用完了。40年来，除了一纸烈士证明书，这是烈士家人接到的第二个烈士消息。

邓德强烈士牺牲的时候20岁。身负重伤的他当时坚持要医生先抢救其他战友，牺牲前，他还问医生要了一支钢笔，写下了“革命”两个字。邓德强后来被追记一等功。40年后，只有亲人日夜思念着他。接到“十个桂林女兵”的消息，已经80多岁的邓德强父母赶到了桂林，将慰问信交给了烈士的弟弟邓斌。2007年9月9日，邓斌跪在哥哥坟前，洒下了带来的三花酒，敬上了广西特产的“甲天下”烟，撒下从玉林家里老坟边带来的土。

来自沈阳市东陵区英达镇英达村的张桂玲和张桂芬姐妹俩十多年前就开始寻找哥哥张国珍烈士的坟墓，张桂玲至今记得，那天早上，起床后发现父母不在了，她跑到自家的自留地，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见妈妈的痛哭：“国珍啊，你死在哪里啊？妈妈想你啊??”2007年9月，姐妹俩踏上了赴越旅程，她们的路费都是村里的乡亲们凑的。

“十个桂林女兵”最惦记的就是当年宣传股长郑若杜烈士的妻子杨淑贞。寻找杨淑贞的任务落在了参加扫墓的北京战友李如斌身上。他为此费了好大劲，最后是一位远在苏州的战友提供了线索。杨淑贞十分惊讶。40年间，杨淑贞不知道郑若杜到底葬在哪里，也没有地方问，每逢他的忌日，杨淑贞就到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处献上一束花。

永远的怀念

2004年3月起，“贯彻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方针，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开始利用假日和周末，全面查证和寻找安葬在越南境内的中国烈士。经过为期16个月的调查，确认越南原有57座陵园，现已合并为40座，其中最大的陵园安葬有烈士217名，最小的陵园则只有1名。越南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对中国烈士陵园大多指定专人管理，定期祭扫。陵园基本保持原来的格局，大部分后期重修过。

即使是在中越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里，中国烈士陵园依然受到了越南百姓的保护。在中国援越部队当年驻地附近，上了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故事。1967年6月15日，战士朱奎元在求江渡口为救落水的老人焦文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40年后，当这支特殊的访问团在岸边民房找到一位75岁的老大娘时，大娘的重述准确而肯定，担任翻译的越南导游阿宣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边翻译，边流泪。

蒙毅是“十个桂林女兵”中最活跃的人。她最大的心思还是如何让历史在这一代活着的见证人中保留下来。蒙毅听说辽宁锦州一个小镇上，烈士孟庆国的母亲还在，曾专程前去探望。结果到了地方，战友打来电话，告诉她不要来了，老人三天前去世了。从此蒙毅开始加紧搜集、整理援越抗美的资料。55岁那年，蒙毅开始学习电脑制作，如今她的住处也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室，电脑、摄像机、照相机、传真机、扫描仪、打印机应有尽有，蒙毅学会了配乐、打字幕和特技。

在蒙毅的桌上，摊着美国大片《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各种各样的越战光碟。这个年近花甲，当年只有初中学历的退伍女兵，开始认真地反思着越战背后的意义。历史几乎是一场悖论，凤凰卫视专题片《北纬17度：援越抗美中的中国军人》中总结：“专家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在经济困难、国力疲弱的60年代，中国以200亿美元的援助，和上千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却是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苏越的包围，和后来的自卫反击战。但是对于战争的亲历者来说，那是一段曾经付出了鲜血、青春和激情的岁月，一段关于生命、友谊和战争的回忆。”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在附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年表”一栏中如此记载，“1969年1月8日，总参谋部发出援越高炮部队回国预告，高炮部队陆续撤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