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屈辱 只想讨个说法

2007年3月1号，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是缺少证据的，此话引起了亚洲国家强烈的反对。4月27号，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了赔偿请求。而在国内，作为人证的“慰安妇”老人们生活困苦并且相继去世，作为物证的慰安所也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而日渐减少，正因如此，国内一些媒体就开始发起了搜寻“慰安妇”证人证物的行动，而这一切对于生活在广西偏僻山区的罗善学来讲，他并不知情。

2007年5月20日，一群记者走进了小古告屯，记者们的突然到访，让罗家人多少感觉到了吃惊和意外。

韦绍兰是首位产下“日本孩子”的“慰安妇”，而罗善学是目前所知唯一的日本兵的后代，记者们希望老人带着儿子指证日军的罪行。

罗善学：什么叫“慰安妇”，这个词我是刚刚理解，以前在报纸上、电影上这个词也听说过、看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伤疤刚好了，再把他拉开，你能说吗。

为了说服罗善学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记者们领着他来到了沙子岭慰安所遗址，虽然距离小古告屯只有20公里的路程，但却是62岁的罗善学第一次得知母亲在这里的遭遇。

60年后，当罗善学站在这离家乡紧紧20公里的毫不起眼的老房子前面，听母亲讲述那从未讲述过的多年前的惨痛遭遇，决定了他一生的一幕，才第一次如此清晰的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么多年以来，横亘在他头上的那莫名的，他无法理解，而且根本无法摆脱的屈辱，究竟缘何而来。此刻他才终于明白，他觉得难以置信，觉得愤怒，觉得无法释怀，不过恐怕也正是血淋淋的真相在一瞬间，反而让罗善学觉得好像找到了某种出口，那就是他得做点什么，他得为他母亲，为他自己讨个说法，他要勇敢的站出来。

罗善学：要日本人答应我个要求，不答复，也得答复，强迫也要强迫。我一辈子背着这个名誉，我的妈妈从小带我到大，这个刺激太大了，他们是狼心狗肺，他们是畜牲，哪有做这种事的。谁叫你们做的，你这个违反了国法，谁叫你做，你不低头认罪，我就坚决地抗到底。

2007年7月，韦绍兰和儿子罗善学，女婿武文斌接到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邀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开馆仪式。

几天之后正在学校读书的长外孙女在报纸上到了舅公罗善学的照片，由于对那段历史缺乏深刻地认识，她对曾祖母为什么要公布自己的苦难经历难以理解。

2007年7月当罗善学第一次在媒体前公布自己的身世之后，小古告屯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这个名不见经转的小村庄一时间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各路记者，采访的人络绎不绝。韦绍兰和罗善学的照片也频繁出现在报纸、网络、电视上，而村里的那些年轻的后生们也对罗善学的身世开始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开始有人这样称呼他，说是“日本崽、日本爹、日本爷”。不过，此时的老罗已经可以对这些称呼淡然处置了，他已经明白这既不是他母亲，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不想再担当这莫名的屈辱了，这些个称呼现在对他来讲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让他讨个说法的念头更为坚定。

2007年7月，一家日本杂志社的记者来到了小古告屯。相隔六十三年，韦绍兰再次见到了日本人。

记者：上次来的那个记者是日本人，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罗善学：最恨鬼子 恨不得拿把刀给他吃。

来的这群日本人，其实是一批日本的“左翼”作家，此行的目的是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强略“慰安妇”的历史罪行。当罗善学搞清他们的来意后，情绪十分激动。

因为公开了身份，老罗第一次有机会走出了大山，到了南京，到了上海，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此时，也有人提出来说，愿意出资帮助她们娘俩，到日本去寻找罗善学的父亲，可以帮他们做做DNA鉴定。但罗善学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自己之所以站出来，揭开自己多年来的伤疤，目的非常简单，不为别的，只是给自己受难的母亲讨回个公道，让他们赔个不是，为这多年来的屈辱画个句号。对他罗善学而言，日本那个所谓的父亲其实并不存在，他只有一个国籍，只有一对父母，一个家乡，罗善学说自己的身份非常简单，就像他的户口本上写着的，中国广西荔浦县，农民，罗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