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拼命在鼓吹的事情，就不要光看到短期的这些问题，更重要的，现在赶快要在一些长期的问题上做文章，做些改革的事情。你比如现在说到底，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50％的储蓄率，有了这储蓄率，投资就容易高涨，有了这储蓄率，这么高的储蓄率，消费就不振，内需就不振，有了这么高储蓄率，你投资压下来了，你就变成了外贸顺差，外汇的增加等等，所以怎么去降这个储蓄率，怎么在很多制度上，财税体制上怎么进行改革，使我们的这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能够发生变化，储蓄消费的比例关系能够发生变化，这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一系列问题，你永远撂到那回笼货币去，永远那控制流动性什么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所以这些都是深层次的。

子墨：很多人都在担心，现在中国这种制度性的改革，来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步伐不够快，以至于像货币政策，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来稳定金融环境，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了中国政府长期要去依赖的政策。

樊纲：是有这问题，所以现在改革怎么能够加快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个慢变量，就是它跟货币政策不一样，改革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个慢变量，但是如果太慢了，就成问题了。

自1994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一直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虽然货币供应量是否还应当继续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有越来越多的争论，但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在每年年初向社会公布当年M1和M2两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增长率。

子墨：中国上一次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大概是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有通货紧缩，那么从那一轮的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最应该吸取的经验是什么？

樊纲：因为我1996年年初，1995年底，1996年初，就说我们开始要调整政策了，要把这政策要扭过来了，已经那个趋势下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一直后来到了1997年底，我们见到了通货紧缩以后，才开始采取了调整政策，所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这些经验教训，我想大家现在都能够汲取吧。

子墨：所以您会认为，那一轮1997年底的通货紧缩，是和当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数据，哪些情况去判断，从而避免当年的情况呢？

樊纲：怎么说呢，现在的投资还没有下滑，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企业的效益，总的来讲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特别是投资，你想想当时那个投资下滑的程度，货币在那边紧缩，然后投资在那边急速下滑，特别是1995年以后，1996年开始，一直下滑到99年的时候，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降到了5％，这个现在我们都不可想象这么一个，中国这么一个经济投资到了5％，如果出现大幅度下滑的话，那就成问题了，它这个数据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一下子像2004年的时候，到了50％，那就是过热了，到了5％，那就是经济一定是通货紧缩了，一定是过冷了。

所以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现在基本的稳定还是有信心的，就说这个指标，投资的保持，如果还能保持在20％左右，就说实际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保持在20％左右，它基本的稳定增长就是有保证的，就不会出现太热或者太冷的情况，所以应该说现在的各种指标，各种指标都表明，第一，我们不具备大规模通货膨胀的这种，高额通货膨胀的这种趋势，第二，也不具备现在马上就说经济就下滑了，我们还要再观察观察，还要再看一看，不能被市场上的这种非常短期的一些特殊因素造成的波动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