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两者相比，数量政策应该说现在是效果比较大的政策，第一它是运用的空间比较小，各种因素制约着，第二它的效果相对也有限，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当局总是倾向于用一些数量手段的原因。你刚才说控制贷款数量什么的，就是所谓数量手段，利率、汇率，都属于价格手段，现在应该说它还是有限的。

子墨：控制贷款的数量，这也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一个问题。有的人甚至批评说中国重新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

樊纲：有点这意思，但是第一当通货膨胀的压力或者一个金融体系，一个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在一定意义上，美联储现在也不择手段，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办法。第二，你也不能说中国完全还没有这个道理，是回到计划经济，但是中国这个金融体系当中，本身还存在着一些计划经济的东西，你就想一想，现在外资银行还有一些商业银行现在都说了，我们现在都商业化了，我们都股份化了，我们要追求营利为目的了，你不能再管束我们了，对吧，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干涉我们的这种经营行为。

但反过来说，咱们把话也说白了，你想一想我们所有商业银行享受着行政手段管束下的三个点的利差，这是他们享受的行政管束的好处。那么到了需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在行政手段的这个，在其他的行政手段下，也适当地做点配合，我想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理由，那么因此在一个比较经济热的环境下，有的时候恐怕还不得已采取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这显然不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有的时候这确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子墨：但中国目前毕竟在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过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采用行政手段的话，肯定也会有它的成本，也要付出它的代价，您怎么看呢？

樊纲：怎么说呢，整个行政体制的代价大了，等到这个时候你要权衡，权衡就是如果你不采取这些手段，结果导致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个体制导致的后果，它恐怕比你采取这个手段，所要支付那个成本，相比之下还是合算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必须非常现实，它要马上见效，它不能等你改革改完了再见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恐怕也还是在一定，一定意义上，它是合理的。

中国高投资回报率吸引大量国外资金流入，由此导致流动性过剩，内外经济失衡问题成为当前最大挑战。樊纲说：从2007下半年起，央行已不再仅仅依靠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而是更加注重金融财税等综合手段的相互配合的货币政策。

子墨：那如果我们看价格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空间还有多大，因为现在15.5%，很多人都认为在世界范围，已经是高得不能再高了，而且可能会认为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因此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像利率，您也提到了，和美元的这个利率的倒挂会越来越明显，会导致大量的热钱不断地流入，也会对中国产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