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2049年中国GDP将是美国5倍

中国或可聘请国际高端人才以推进改革

温元凯：我就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大手笔的政策来推动实时性的改革，我就提一个建议，很具体的建议，我们不是现在非常缺高端人才吗，我们国家现在不是有三万几千亿的外汇储备吗，每天被美国人减羊毛，美国人每年至少减中国几百亿美国的羊毛，那我就提一个很体的建议，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拿出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请一百个诺贝尔奖获奖人到中国来工作，因为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今天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是在美国工作。

邱震海：但是我告诉你温教授，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吸引一流的科学家，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机制吸引他们长期留下来。

温元凯：关键就是。

邱震海：北京的雾霾留不住他们，我们的副部级的大学留不住他们，在我们这里是官员说了算而不是诺贝尔奖。

温元凯：一百个诺贝尔奖，如果到中国来工作，做什么呢，当大学校长。

邱震海：我告诉你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全部离开。

温元凯：所以要鼓励他们来当大学校长，要鼓励他们来当研究所的所长，要鼓励他们在中国创办新的大学，今天仍然有人尝试，前复旦大学的校长叫杨福家，他是中国第一个应聘在世界一百个最好的大学就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当正校长，当了5年，他就把诺丁汉大学引进了宁波，现在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那么最近浦东已经开创了纽约大学，招生非常火爆，全世界的优秀青年到浦东来上纽约大学，另外最近苏州引进了西安交大和利物浦大学，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另外江苏省的昆山市引进了美国前三十名的杜克大学，这些人照样做了宝贵的尝试，这些就是在中国是新型大学。

迟福林：是我们教育医疗市场的开放，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邱震海：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改革的过程当中，刚才二位也谈到的人才的严重的缺乏，虽然现在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人才，但是显然是无法应对中国目前这个基础不断庞大。

温元凯：所以要鼓励更多的这样做，我刚才路过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那你就可以看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在深圳开创个完全性的医院，它根本就没有排队，没有拥挤，预约，我相信它的服务质量在深圳是一流的，它是什么管理体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它是什么管理体制，我们要不要去学习学习，考察考察？

邱震海：那您说国企改革，现在我们大家只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在财政分配当中，是上交比例的2020年要上交30%，我去查了，这个不是新的东西，这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很正常了。

迟福林：可是在中国它有它的特殊性，我想这次国企我们至少有四个事要做。

未来两年垄断行业改革或有重大突破

第一，那么就是你国企要加快股份制，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而国企的概念可能被国有资本的概念所取代，这是第一我们要做的事，第二那么在既然发生这个变化，那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第三，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形成垄断，资源垄断的环节的改革，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第四才是在国企分类，一部分国企成为公益性企业，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国企上交公共财政的公共预算太低了，原来我们建议2016年到30，现在决定是2020年，我想这个目标对国企改革是第一步，我相信这个未来的一两年在以中石油为重点的垄断行业改革上会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邱震海：什么样的突破？

迟福林：那就是民营经济可以进去。

温元凯：为什么民营企业不能开炼油厂呢？为什么民营企业就不能从事进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贸易呢？为什么民营企业不能开加油站呢？如果这个放开的话我们的油品一定会比今天便宜，我们油品的质量一定要比今天好。

邱震海：但我告诉你一个具体的例子，我知道一家民营企业在外面拿了油，开采了油回来，运过回来他又经过三桶油里面的一桶油他批准，他同时还要返购给他多少，如果这样的话那有哪个民营企业还能够花那么多的成本到外面去拿油呢，所以体制上。

温元凯：所以我刚才问了问题嘛，为什么他要戴红帽子，就是你国有垄断。

迟福林：这种局面我相信未来的一两年肯定会得到改变。

邱震海：如果解决不了到时候2017年，我们先看看2017我们用的主题是成败在此一举，因为外围环境在发生变化，我们内部的人口红利会下降了，我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届时能不能掌控好，经济将会结构性的放缓，假如说我们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最差的假如说处理不好会发生什么？处理的最好我们能做到哪一步，二位告诉我。

未来改革会否遭遇危机？

迟福林：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的一方面危机因素在上升，产能过剩，地方债，这些危机因素现在是比较突出，比较严重，另一方面我们正是看到这些问题要加快改革，要实质性的推动改革，所以如果我们的改革未来的3年左右没有实质性突破，那毫无疑问给危机加大了分数，中长期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邱震海：2017年到2020年这三年算是比较灰暗的。

迟福林：那么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三年正是看到了问题加大了改革的这样一种压力，使得改革大家能够坚定的往前推，我想正是看到危机才迫使我们今天不能不加快改革。

邱震海：温教授。

温元凯：我感到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是有危机感的，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再三强调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李克强总理讲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我相信2014年他们是有决心啃硬骨头的，在反腐上也正在啃硬骨头，我们可以看到反腐正在打一个更大的老虎，应该让全国人民感到中央反腐是有决心的，而且在国企改革上打破国有垄断上我认为从最近的电讯、铁路、通用航空都可以看到了这样了决心，对这点我是乐观的。

邱震海：但你怎么看来这利益集团的这种阻力？

温元凯：所以我刚才讲了，老虎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我们就要有更大的决心，从来改革是和既得利益集团斗争。

邱震海：除了这些计划勇气决心毅力果敢，我们可以用出一大堆形容词之外，我们的风险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我们此时此刻在2014年1月5号的时候我们无法预估的风险，比如说中国未来三年有没有可能爆发金融危险，金融风险，有没有可能发生房地产的崩盘，有没有可能由于外围经济因素忽然导致中国内部的无论从金融还是其他方面发生一场混乱？我们的社会矛盾会不会走到一个临界点上，忽然让人觉得擦枪走火，有没有这样的？也许我又是杞人忧天，未来三年像这样的概率二位怎么评估？

迟福林：我们的风险因素在加大。

邱震海：因为我们的地方债，我们的房地产已经不得了。

迟福林：搞不好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随时都可以发生，而且外部的压力现在在加大，刚才说外部的发展环境挤压我们的空间应该看得，尤其周边国家，问题在于一你看到没有？第二能不能够采取措施？第三这个措施是能不能够适应这种危机跟它赛跑的速度，我想这三条很重要。

邱震海：温教授怎么看？

温元凯：因为我认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货币发行也是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