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2049年中国GDP将是美国5倍

中国社会结构畸形 社会矛盾加剧

邱震海：但我们一只眼睛看经济，看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另一只眼睛要看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社会矛盾在过去几年是不断的上升，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我看我们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可以去申请世界文化专利，哑铃型结构是我们发明的，就是中间的中产阶级已经细细的薄薄的，而且像个哑铃，关键这个哑铃的杆还不是金属做的，还是木头做的，甚至是竹竿做的，被高房价、高物价压的喘不过气来，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极大的增加，而且关键是，相当程度富的来路不明来自权利的勾结，穷，穷的心有不甘，而当中国始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不是多和寡的问题，现在是均与不均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健康的社会结构须扩大中产阶层

迟福林：你说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现在大概只有25%左右，所以这几年我一再呼吁，我们要国家扩大中产阶层的一个国家战略规划，到2020年，他刚才说的很乐观，我想2020年能够中产阶层达到40%，那么也就说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扩中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财政改革税收改革应该放到扩中上，所以这一次很高兴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橄榄型分配结构，有了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才有橄榄型社会。

邱震海：关于这个问题迟院长你很乐观，但现在是时不我待，中国改革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说35年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现在我们看看，看上去好像未来3年好像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但仔细一看，2017年很快就要来到，2017年中国又要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十九大，十九大虽然不是大换届，但其实他是个小换届之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七个人另外5个人由于年龄关系都将重新被替换，这个小换届对中国来说其实不亚于一个大换届的政治效应，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其实改革某种程度又回到了当时我们上个星期节目说的，2020年中国的改革这个一个时间表和一个路线图的问题，刚才您说了，很多的改革的措施，现在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改革四大改革，垄断收入分配机制司法制度，关键是怎么切入，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呢？去年我们大家也期待，结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只听风声不见雨滴，今年会不会继续让我们失望？

迟福林：我想今年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实质方案有望出台。

邱震海：我以为你说无望出台，迟院长永远是那么乐观，温教授永远是那么悲观。

温元凯：我认为我们老在那里谈什么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认为作为收入来讲，我们国家根本的政策还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富起来，如果说当年1979年邓小平提出来一个伟大的口号，今天看起来叫允许一部分富起来，当时有人就评价，中国从此就打开了财富的闸门。

邱震海：我打断一下，今天中国是有一部分人富起来，这部分人富起来。

温元凯：不能完全这样说，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应该看到中国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还是靠自己的奋斗致富的，至于他们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迟福林：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在继续创造大家自由创业富裕的大环境的同时，公平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矛盾，所以如何解决公平发展，让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这是我们未来十年改革我想在利益关系调整上的一个突出任务。

温元凯：那问题就来了，那么有人已经列出了数据，中国的所谓的创业的难易程度，在全世界国家排行中间排在第96位，就说明中国要赚钱太难了。

迟福林：市场环境的创造是非常重要的。

邱震海：今天中国成就很大，今天中国问题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今天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成就中国，一个是问题中国，关于这两个中国在赛跑，龟兔赛跑我们知道龟永远跑不过兔，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成绩能不能跑的过问题，希望你不要那么悲观，毕竟2014年已经开始了，2014年中国能做什么，未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2014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悄悄的进入到了第五天，时间真的过的很快，所以这一年中国到底有哪些改变要进行，然而当我们谈今年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他放在未来3到6年中国的改革，2020年中国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2014到2017这3年中国改革如何进行，关键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从上个星期到现在，两位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的老将，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今天我们要继续穿越未来的时空隧道，从现在开始看到2049年中国应该怎么样，同时也有三位战略观察员，等一下会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先看看2014到2017，中国会存在哪些风险？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无论是经济上的风险社会上的风险，包括环境上的风险，雾霾，但是也有很多风险是我们未来肯定要注意的，就是2014到2017中国的人口红利要下降，中国未来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支撑的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源，而中国目前的创新不足，经济自由度严重的不足，未来3到5年美国也在悄悄的建章立制，在重新改变中国曾经赖以成功的游戏规则，中国真的是风险不小，迟院长你还是这么乐观吗？

三中全会的决定能否解决未来各类问题？

迟福林：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目的是什么，我们正视它要解决它，所以我正是从解决这个正视它解决它，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因为比如说你谈到人口红利，我们三中全会决定这一点给一个单独二胎。

邱震海：但是已经太晚了，赶紧现在赶紧生，等到2035年，赶紧改变，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很多改革很多政策可能都有些纠错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计划生育的国策早十年改变呢，那也许我们就会好很多。

迟福林：是的，我们的话都要往前看，我们看过去的目的是要往前走，所以我们要看三中全会的决定对解决未来今年的问题能够有多大，我想应该需要答案，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

邱震海：温教授。

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高端人才？

温元凯：我认为中国当前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括转型的困难，包括国家创新能力的薄弱，包括高端人才的短缺，我认为就像高端人才，我们中国当前最缺少什么，我认为最缺少是高端人才，已经不缺一般的人，因为我们每年有很多海归回来，培养了很多大学生，但是中国大家看到，60多年来居然培养不出一个本土的获奖者，中国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就几乎没有出过重大科技成果，被世界上列进去。

邱震海：这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智商问题，是个背后的教育体制的问题。

温元凯：对啊，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就中国非常缺乏这种创新的土壤，我有一个信息我也很震惊，今年我去美国，旧金山市人均GDP45万美金，北京、上海、深圳刚刚超过一万几千美金而已，为什么旧金山的人均GDP能够达到45万美金，因为旧金山有硅谷，而且旧金山的朋友告诉我，美国要在旧金山投资一百亿美元，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干细胞研究中心，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美国今天在IT在全世界是独霸的，占据了70%以上的资源，而美国下一轮在生物科技上马上人家要探讨人类怎么活到1200岁，这么一些话题。

邱震海：过去5年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的能源革命，也是重大的改变了能源格局。

温元凯：而且美国成为全世界能源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家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低估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我们还有艰巨的路要走。

邱震海：但是您刚才谈了很多改革我们都认同，但是改革更多的还是在，我不知道我的话对不对，埋头拉车，我们还没有去抬头看路。

迟福林：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2020年，而且2020年整个改革的大目标确立了，而且改革没说基本也没说初步要完成，这些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改革的历史担当，得有人去做，务实的做坚定的做，那么才能解决我创新环境然后解决我们的人才发展的环境，我想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