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后 外地“走穴”被许可

解说：仅仅靠硬件的投入和改善，看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妙招，患者永远是追着医生跑，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国恩在思考其他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刘教授，曾经在美国生活多年，他在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发现了值得我们借鉴的方式。

刘国恩：大多数医生都没有跟这个医院形成一个长期363天的雇佣关系，他都在自己社区的诊所里边，门诊并不在医院里边，医院里边有急诊室，但他的门诊是在诊所完成的，他有明确的一个关于医院、诊所、就门诊的一个界定，医院是处理比较严重情况的病人，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来进行诊断和治疗处理的一个场所，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去医院这种几率不到10%，有一个病人确实需要动大的手术了，他（医生）会和他这个城市里边所在的医院联系，那么他才把病人在预约的时间带到我们医院去，进行必要的检查以后，进行这个手术，手术完了，能够在社区这个层面上进行康复了，他马上把这个病人转回来，转到哪儿？当然自然是首先考虑自己有没有接待这个病人的条件，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资源显然就被更好地配置了，我们医生就不再变成医院的长年累月一个所属品，医生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是整个社会的，他活跃在整个基层活跃在社区的一支队伍。

解说：解放医生，让优质医疗技术人员的合理流动代替病患的流动，进而带动资金、设备等其他医疗资源的结构性调整，根据这种来自西方模式的启发，医改方案的设计者们，设计出一个名为“医师多点执业”的方法。从2009年开始在昆明等地进行试点，希望借此措施建立一种更为有机的医疗资源配置机制。骨外科方面的专家级医师熊鹰医生，正是这项试点的体验者之一。

刘国恩：多点执业的根本目标，在于使得我们医务人员这个最最短缺或者说稀缺的这个资源，能够从目前各家医院自己拥有的这么一个状态，变成一个全社会都能够共通使用的一个力量和队伍。

解说：医师多点执业的试点在昆明开始后，熊鹰医生注册了两个行医地点，一个是一直所在的单位昆明市延安医院，另一个就是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在2009年之前的中国，执业医师只能在唯一地点行医，在此之外进行的任何医疗行为都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或者说是非法的，而现在，熊先生每周5天在延安医院上班，周末至少安排1天在石林，这里距离昆明市区一小时车程，按照合约，他每周要来县人民医院出一天门诊，上下午共开放20个号源。此外，还有定期的查房和教学安排。

朱玉高：熊主任定期给我们查房，就是培养我们的年轻医生，定期地做教学，手术呢就不定期，就说碰到特殊的病人我们觉得手术有难度话，就随时跟他联系。

熊鹰：动动这个指头，动一动，脚指头动一动，能动吗？

病人：不能。

熊鹰：只有这里可以动，这个也不行，头有什么问题没有，头觉得一直都很清醒是吧，伸舌头出来我看，有点发烧。

解说：或许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很多大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时间去多点执业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生“走穴”“飞刀”这些行话俚语我们也并不陌生，周末机场的候机大厅里、高速公路上有多少名医、专家的疲惫忙碌的身影，多点执业在中国是不是能够顺利健康地发展起来呢？

刘国恩：不是说要让我们这个名医本人天天要坐在基层去，看小病，看普通病，看老百姓的一般的常见病，多发病，他在三级医院不做跑到基层去做，这种一对一的置换的话显然毫无意义的，它是帮助不了我们解决医疗服务供应瓶颈这个问题，所以这种多点执业必须放在点对面，专家、个人，通过自己的临床服务团队的发展来扩展这个服务平台和队伍，完成整个服务流程。

刘辉：这个专家下来，我们的医生就要安排一个年轻医生，第一就是把专家需要处理的这些事，要追踪处理完，第二，这个人也是跟着专家学，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也解决了人才培养的问题。

刘国恩：我们希望高端服务机构的医生能够发展出一个自己的学科团队，或者临床的服务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能够越来越多地根植在社区，就根植在比他现在工作医疗机构低一个档次的地方去。

朱玉高：熊主任人很好，他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与我们分享。

熊鹰：看门诊，更多的时候把一些疑难病人还有呢手术，决定手术方案的这些病人作为拿出来一种讨论，在这个讨论当中呢也灌输给他们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一些医生当老了有很多经验，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哪些地方容易出差错，曾经出现过什么差错，毫无保留地要都给他们讲，哪些问题上，手术当中你会出现问题，下不了台，手术台你都下不了有时候，如果出来了怎么去解决，医生有时候你告诉他一个事，他记一辈子，真是这样的，我个人理解是怎么理解呢？这脊柱本身呢它的这个功能性不好的情况下，比如说脊柱骨折了，腰椎骨折了，椎体塌陷了，不稳定了，这个时候我们采取固定呢，采取一个硬的固定，那么这就像这个人不能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