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曾策划方针改变自己命运

2012年05月10日 10:09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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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其实从进入遵义开始，红军最高层的内部就发生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在红军领导人住房分配这个问题上得到了体现。红军进入遵义后，将总司令部设在黔军师长柏辉章住宅里，这座古色古香的两层大宅，很快有了多种用途，一层成为了军委的作战室，二楼的几间客房则成为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以及包括刘伯承在内的其他军事指挥官的宿舍。

在遵义，因为患病，身体还很虚弱的邓颖超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屋里休息，或是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看外面，此时他的丈夫正在楼下作战室内研究敌情。在红军长征期间，有严格的规定，中央领导的夫人在行军宿营时，不能和自己的丈夫住一间房，然而即使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这段难得的团聚时刻，周恩来依然要忙到半夜，才能离开一楼作战室回宿舍。推开房门的周恩来轻声的走到办公室桌旁，打开马灯继续处理文件。此时躺在床上的邓颖超其实并没有睡着，她抬起头看见丈夫一回来，又要伏案工作，为了不打扰丈夫，只能继续假装睡着了。

罗小明：当时总理很疲劳很累，从早到晚的行军处理具体问题，一停下来，没有闲的时候，顶多临时瞌睡一下，一直是在工作。

解说：根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的记述，毛泽东并没有住在这所大宅子里，而是住在司令部附近一位黔军旅长的宅院里，和毛泽东同住这座二层小楼的，还有在野三人团的另外两个人，张闻天和王稼祥。然而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并没有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和其他养病的女同志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

在遵义城的几处红军高层住宅里，没有李德和博古的住处，这位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和洋顾问，一起被安排在一座独立的庭院房子里，房子的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此时已被红军征用，作为医院和公共集会场所。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十一章中，索尔兹伯里这样写到，住房的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双方都积极的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没能得逞。

作为朱毛红军的创始人，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人缘，是1933年才到达苏区的博古和李德无法取代的，即使在被排挤得最厉害的那两年，毛泽东的消息来源也并不闭塞。

罗小明：后来我问我父亲，我说那不是说让他脱离领导岗位了吗？他怎么都知道啊？后来我父亲说有人告诉他。我说都有谁啊？他说起码我就告诉过他。主席行军碰见我们也问，而且这些人呢，和毛又有一个历史的渊源，1929年我们起义暴动以后，被围困在山上马上就要被消灭了，你来把我们救了，那是救命恩人啊，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解说：在遵义，博古的处境与政治上蒸蒸日上的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这位28岁的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上唯一的支持者只有共青团负责人何克全一个人，甚至洋顾问李德都将责任推到了他的头上。虽然在博古发言后，李德一直帮助博古强调，蒋介石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了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但是当翻译伍修权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发言，翻译给他的时候，这个德国人被深深地刺痛了，虽然从表面上看坐在门口李德并没有失控的表现，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但是当他发言时，他强调他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否采纳他提的建议，应该由周恩来和博古负责。

陈晓楠：除了博古、李德和何克全，其余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几乎都批评了红军之前的军事行动，这使得李德极为不满，即使在遵义会议召开30年之后，他仍然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却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愤怒的核心，就是因为他认为会议没有提到当时的苏联和世界政治。遵义会议一共持续了三天，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李德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固定的座，椅子的摆放也没有固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置是空着的，此时红军除了要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之外，同时还要面临外部的压力。在遵义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这时候已经开始向这个贵州第二大城市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