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曾策划方针改变自己命运

2012年05月10日 10:09
来源：凤凰卫视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解说：这种以铁丝和麻绳固定的方式搭建的浮桥除了牢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国民党飞机白天侦察时，可以将浮桥沉入水下。经过紧张的施工，浮桥终于初见雏形，然而此是王耀南却出了点小事故。

王太合：搭桥板的时候突然这个桥啊，就是因为那个铁丝拉力不够，当时只是麻绳更不行了，太细，就崩了，一崩了以后呢，我父亲就一下子就被水冲到里边了，但是一下子他就抱住一块桥板，抱住一块桥板冲到几十里地了，还有他的战士都给冲走了，然后说这些战士这怎么办呀，都牺牲了。结果呢，过了几个小时都回来了，因为桥板还舍不得丢，一人背一个桥板回来了。

解说：1935年1月3日凌晨，就在中路江界河渡口的浮桥架好的同时，左路红三军团所在的孙家渡渡口也传来喜讯。在几次偷袭没有得手的情况下，负责强渡乌江的红十三团团长黄珍想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

周军（《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作者）：它那个江面比较窄，他头两天没打过去，虽然他的人少，相对黔军的人少，但是它险峻嘛，红军扎竹排过去，他就打竹排，来一个打翻一个，后来就怎么呢，就拿这个竹排就在这边佯渡，这边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扎了个叫预制浮桥，他就拉起来，那边就在打，敌人吸引到那边去了，他然后就这个排放下去了，就把那个做的预制浮桥放上去，放上去人就往上冲，冲过去以后就定牢，树上定牢就冲过去。

解说：冲过孙家渡的红军，迅速占领了阵地，守卫渡口的黔军，被突如其来的红军打懵了，扔下自己的阵地便迅速后撤，从此整个红三军团，过乌江的时候，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遗憾的是，黄珍在长征即将胜利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这位1930年参加红军，从一名士兵做到团长的湖北人，在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以二纵队第十大队队长的身份，参加了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吴起镇割尾巴战斗，这次战斗将国民党追兵截击在陕北之外，并且缴获了大量轻重武器和战马，为陕北成为中国红色革命崛起的摇篮扫清了障碍。

当毛泽东看到提枪勒马，指挥部队追敌的彭德怀时，诗兴大发，当即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痛失爱将的彭德怀回到指挥所接过此诗后提笔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陈晓楠：1935年1月6号，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从江界河渡江，并且毁掉了最后一座浮桥。1月7号，薛岳率部进入贵阳，至此，薛岳进贵阳朱毛渡乌江，两个动作差不多在同时都被画上了句号。突破乌江之后，红军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有了乌江，在自己身后作为屏障，红军可以全力拿下遵义。此时的红军经过3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急需休整，而在湘江战役之后，周恩来答应毛泽东在形势稍缓的时候，要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一下失败原因，时机此刻也到了。

解说：1935年1月6日渡过乌江的红军，击溃了遵义城郊，深溪水镇侯之担部的守军，并俘获了一些黔军俘虏。随即红六团前卫营营长，曾保堂带着俘虏，伪装成撤退黔军，轻易的骗开了遵义城城门。在几乎一枪没放的情况下，占领了黔北最大的城市，遵义。

1月7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遵义，根据二局的情报，此时刚刚进入贵阳的薛岳，正在忙于夺取贵州大权，遵义周围的各路军阀也无法在短期之内对红军构成实质的威胁。利用这段形势稍缓的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个会，讨论一下截止目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经过几天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中革军委驻地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扩大到中央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各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刘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确定了两条方针，第一，就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因为如果涉及政治问题呢，势必要牵连到很多的人，就不一定能够取得政治局内部意见一致。第二，就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这些各军团的首长，都招来一起开会，这样的话，第一多数的领导人肯定是支持毛泽东的，另外一个多数领导人，肯定会对博古和李德是不满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红军命运的目的。

解说：遵义会议开始之后，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代表临时中央做政治报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临时中央做了军事报告。在此之前，博古并不了解将参会人员扩大到军团长一级的目的，所以当这两个报告刚做完，准备已久的张闻天和毛泽东，就相继站起来开始发言，这些发言的核心，是对1934年以来红军军事行动的失败探究原因，矛头则对准了负责指挥的军事三人团。

罗小明（罗舜初之子）：他们在二楼开会，他们作战室就在一楼，楼下听得很清楚。我父亲说，那个时候，地板地，木头，又不隔音，而且那上面吵吵嚷嚷，你说我说，他们在底下听的很清楚，谁说什么谁骂什么。

解说：在会议中，博古强调的是，敌我力量的悬殊，而周恩来则检讨军事三人团指挥上的失误，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失误，而这两个重点不同的论辩，使博古的地位在无形中被降低了。

遗憾的是由于长征期间红军的档案保存条件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关于那场76年前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会议档案也依然不完整，博古和周恩来的两篇报告原文，则更是无从寻觅。

刘统：周恩来的立场转变是决定遵义会议成败的一个关键，周恩来倒向了毛泽东、张闻天他们这边之后，遵义会议就可以说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