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拍桌问胡适：要是我朋友就和你丑老婆离婚

2012年05月02日 11:12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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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1948年12月13号，北京大学在城外隐约的炮声当中，迎来了它的50岁生日，时任校长的胡适在校庆特刊里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作50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傅作义的孤城，城里的人们可以清晰的听到解放军的播音员在喇叭里反复的劝说胡适留下，两天之后，胡适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北平。“政治立场”，这道他躲了30年的命题，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

解说：在刚刚回国的时候，胡适曾经多次向人提到，自己20年不谈政治的处世原则，然而多数人却并没有注意到，在不谈政治的言论前，胡适加了一个定语“20年”。

胡明：其实胡适谈这句话已经潜伏着，他是一个爱谈政治的人，他所谓20年不谈政治，是当时他对自己的一个约束，他怕自己一谈，一进去就出不来。

解说：虽然胡适本人并不主张大谈政治，但在北大的校园里却从不缺乏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好友陈独秀经常会拿一些宣扬政治主张的传单来北大印刷，由于陈独秀的英文不好，便托胡适将传单翻译成英文。

胡明：到中央公园很有名的茶座，晚上很多人喝咖啡喝茶都有的，那是北京很高雅的一个地方，胡适陪他去了好几次，那时候他就开始发传单，他发传单就是走到每个桌子前面，每个人的咖啡杯里或是茶杯里给人家放上一张，杯子往上压住，胡适也看了好几次，说你这小儿科，不大很欣赏，但是也不便反对，他帮他翻译嘛。

解说：此时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帝制的束缚，但在军阀混战的闹声中，却也步履维艰，随着共和国一词的新鲜感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所谓的共和国却与前清并无太大差别，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对“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越来越感兴趣，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耿傅天：陈独秀就给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一种观念，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胡适的回答，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帝国主义是最后阶段这些话。

解说：在胡适看来，暴力革命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在，所以当1922年，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第三次被捕时，胡适正在北京向北洋政府兜售他的“好人政府”主张，而当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积极准备北伐之时，胡适却又参加了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他的这种做法使的国共两党对他都颇有成见。

耿傅天：政治首先区分敌友，胡适没有敌人，胡适他的这个假定，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就会陷入一种被大家误解的那么一个状况。

解说：一天，胡适和陈独秀在朋友家闲聊，陈独秀问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手杖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吧，我要出去有事，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与陈独秀并不相同，但两人私下里的交情却并未因此而产生隔阂。

胡明：陈独秀被抓了4次，但是他每次抓进去胡适每次都去保他，当时要军法处理军法审判，胡适发动了很多人，甚至跟蒋介石，汪精卫都去打招呼。

智效民：他在南京住监狱，胡适还看他去，探监去，给他一些接济啊什么的，对陈独秀评价很高的。

解说：1928年，北洋政权结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执政全国，从这一时期起，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又开始将改良的目标转移到了国民政府上面。

耿傅天：反对党化教育，因为国民党要搞党化教育，这个也是受到他们抵制的。

胡明：他办《新月杂志》，《新月周刊》，他开始批判国民党，我们要什么自由，我们要的是批判国民党和批判孙中山的自由，为什么不能批？上帝都可以批判，你为什么不能批判。

解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来到了北平，在这里她遇见了不少政要名流，而让她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些人之中有一位告诉她，国民党应该拨给共产党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那其他各省也都应效仿，说出这话的人就是胡适。

智效民：你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不行嘛，共产主义不行嘛，但是你没有经过验证，你怎么知道它不行。

耿傅天：他不把意识形态的对立看成是比地球的存在还要重要，他跟共产党也是朋友，国民党也是朋友，大家就竞赛吧，谁能把中国治理好，就让谁来。

解说：虽然在国民政府的初期，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择，但不久之后斯大林在苏联发起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清洗运动，却给了胡适极大的震动。

智效民：（胡适）说他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他没有独立的人格，他执政以后他要消灭反对党，不允许反对党存在。

解说：伴随着解放军进攻的号角声，1949年到来了，此时国民党政权正在大陆分崩离析，从北平举迁到南京的胡适，听从蒋介石的劝告，从上海乘船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