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唯一触雷的话：不能让人觉得主席没错

2012年01月18日 11:20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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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分散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名词，成为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个最初的焦点，按照当时的官方解释，分散主义也就是指损害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就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分针、政策、指示、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简单来说就是地方不听中央的指挥，更简而言之，其实这样的提法，实则是和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初衷，中央上调粮食困难一脉相承而来的。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讲，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分散主义，而在于当初的高征购、高指标，所导致的地方缺粮困难，没法完成中央上调粮食的任务，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显然得不到各个地方官员的认可。然后把问题追根溯源，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如何正确看待问题的态度，在思想不统一，而且没人敢讲真话的时局之下，分散主义的提出和反对，也就都成了所谓的表面现象。

解说：1月15号，大会召开三天后，杨尚昆从简报里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而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毛泽东决定顺应会议的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

姚立文：这个起草委员会大概共有23个人，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写作班子，就是秀才了，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绳，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他们就是定了这样的一个起草委员会。

解说：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年纪最大的刘少奇64岁，最小的王任重45岁，一般的都是50多岁，毛泽东对他们寄予厚望。大会上的七千与会代表们，也在等着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而这个结果显然将影响七千人大会的走向。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因为这个报告的主旨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大家认为到最后会上意见都不同，有的人说现在不是问题，分散主义不是问题，就是认为大跃进以来的我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天灾，天灾可能是第二位，重要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少奇分析就是骄傲、自满、不谦虚、脱离群众、瞎指挥，都是你说的就对，别人说的不行，还有一点，这个报告第二稿增加了14条经验，经济建设的经验，这个经验有成功的有错误，反过来就变成成功的，这应该说对我们今后搞经济建设有好处。

陈祥林：陈云声明他不讲，代表心里都有数，知道他不是不想讲而是不愿意讲。

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后来陈云自己呢，晚年有一个回忆，他自己回忆谈到这段事，说当时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毛主席让我出来讲话我没有讲，为什么不讲？主要就是和稀泥，这陈云原话，就是和稀泥不是我陈云的性格，而且当时我也不愿意给毛主席难堪。

肖冬连：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唯一一次触到这个叫禁区或者是雷区的，就是彭真的那一段话，彭真不是说讲错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包括主席，中央常委各同志有多少错，有什么错误就应该说什么错误。不能给大家一个印象，好像主席就没有错误，或者主席有错误不能说，别的错误可以说，主席错误不能说，这样会在党内的话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恶劣的影响。

姚立文：起草委员会只有他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事情毛泽东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他讲这个负责任的时候，是在自己承担责任的前提下，首先是书记处负责，因为书记处是日常工作。但是他说毛主席也有一定的责任，也应该做检讨，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包括刘少奇，包括其他人没一个这样讲的。

他接着讲了，首先是我承担责任，但是主席也有责任，另外他又讲了，他说主席也应该做一个检讨，为什么呢？他就说毛主席是一座大山，他在党的威信当中，就是这一座搭讪挖掉几锹土，不影响大山的伟大，他是由这个角度来讲的毛主席负责。

肖冬连：邓小平接着说那一段话就值得玩味，邓小平说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说你们这个报告把我写成了圣人，好像我没有错误，圣人是没有的，错误人人都有，不要怕说我的错误嘛，中国革命是我和大家一起去领导取得胜利的嘛，不是陈独秀领导的，也不是王明领导的嘛，就是不要怕嘛。

邓小平说这个话，那么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使说邓小平用毛自己的话，来支持了彭真的这个说法是吧。另一种解释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邓小平说这个话，就是说毛本人并不忌讳说他自己有错误，这个意思就是说，毛泽东他也认为自己有错误，就是不忌讳自己的错误吧，等于说毛也是做自我批评了。

不管怎么解释他这话，但是周恩来马上就接过话了，把话茬打断了，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讲到责任问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找，不能往主席身上去找。那么第二天，我们知道陈伯达就直接地指名批评彭真，说彭真你昨天说这个话值得研究，怎么我们干了乱七八糟的事，都是要主席来负责呀，实际上你是违背了主席的思想的。从这个以后你看了没有，没有任何人，也是唯一的一次，触及到毛的责任问题。

解说：最后二次起草的报告终于出炉，在刘少奇所负责把关领导的报告中问题依然严峻，可事实依然模糊，三面红旗还是要高举，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还是要提，大跃进总的来说是对的，人民公社说到底还是好的。

陈晓楠：在我们采访当中，曾经有专家讲述过这样的一个段落，说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会之前找到主席，要求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人民生活如此的困苦，尝试一下单干也未必不是和共产主义做对。

毛泽东在思忖之后表态说，那你就试试吧，曾希圣出来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曾希圣说，主席的意思是试试可不是同意。于是曾希圣在拿捏这个试试和同意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开始了艰难的包产到户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困难是有的，可是不能被困难吓住，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之风，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而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动摇的。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也就意味着在困难面前的低头，而这样的低头是不允许的，明天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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